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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副总裁张涛:新局面呼唤新对策

2017年10月13日 10:18 本文来源于 财新网 | 评论(0 1

复苏背景下应思考长期和新出现的问题,IMF正引领对策研究,中国应积极参与

精英访谈嘉宾:张涛
自2016年8月起,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他在2011年至2014年任IMF中国执行董事。张涛毕业于清华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为经济学博士。他在1995年至2004年在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任研究员。他在2004年至2011年分别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国际司副司长、司长,调查统计司司长等职务;2014年12月起任条法司司长;自2016年5月任央行副行长。

  【财新网】(驻华盛顿记者 李增新 实习记者 蒋梦婕)一到秋季,就是国际金融机构审视全球经济、提示风险、给出政策建议的时点。今年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秋季会议在本周召开。

  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走强,新兴市场在面对美欧货币政策正常化时比以往更有准备,今年的议题也更着眼于长期:是什么造成科技进步下生产率提升减速,怎样看待新出现的“金融科技”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存在哪些缺陷,是否还有必要维护这样的多边体系?

  思考这些问题并试图找到答案,是IMF副总裁张涛职责的一部分。2011年至2014年,张涛任IMF中国执行董事。自2016年8月起,他担任IMF副总裁。

  带着这些问题,财新记者于IMF秋季年会召开前对张涛进行了专访。

  财新记者:到现在你担任副总裁刚刚超过一年,能不能谈一谈有哪些感受,特别是与做执董时相比有何不同?

  张涛: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章程》,IMF治理结构包括由理事会、董事会、管理层(包括总裁)和基金工作人员这几部分。副总裁属于IMF管理层的一份子,在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的领导下,参与IMF的日常管理。董事会是治理结构的另一个环节,代表各成员国的利益。

  在IMF,管理层根据IMF《章程》履行相应责任,为成员国服务。作为管理团队的一员,我与工作人员的接触是日常化的。相比之下,董事会虽然可以跟工作人员接触,但毕竟是跟基金工作人员整体的一个交流。打个比喻,原来在董事会里是在1万米的高空看问题,但现在就是1千米以下了,所以细节接触非常多。我们有时候跟工作人员一起去成员国参加磋商或其他活动,实际上就是零距离地一起工作。

  我负责的国家有大有小。在这一年里面,我去了不少国家。各个国家面临的挑战非常多样化,对政策要求因地制宜感触非常深。

  我之前作为IMF中国执董,一般是在董事会层面讨论政策,对一致性(evenhandedness)强调比较多。但如今在工作层面,遇到具体的问题,就要求对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执行这些政策,把这些政策用好,用得更有效,这里面文章就比较多了。

  举一个例子,在宏观政策上,IMF认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政策要结合使用,但怎么结合则因时因地而异。比如,如果有财政空间(fiscal space),通过减税或者增加支出,不影响债务可持续性,就可以相应减轻货币政策负担,同时为结构性改革政策实施创造有利条件。如果财政空间有限,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政策也应该做相应的调整和配合,以实现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

  财新记者:IMF近几年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值得我们关注?

  张涛:IMF成立70年来一直在不断变化,适应新形势。近年来的变化也延续了过去的传统,主要是为了解决国际金融危机后暴露的一些问题。

  IMF目前有三大职能:监督评估、金融援助和能力建设。在监督评估方面,IMF在2012年推出了“综合监督决定(ISD)”。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以前,IMF一直比较强调汇率和外部平衡,这也是IMF的传统关注点。但金融危机表明,很多问题不仅仅是这两个问题产生的,还涉及到宏观经济的诸多方面,包括与对外部门相衔接的内部政策。总的来说,IMF的监督评估工作变得更平衡,改变了过分依赖通过对汇率等少数指标的观察来评估经济的做法。比如新增了“溢出效应评估”,“对外部门评估”(ESR)。IMF还认识到,除了要关注宏观审慎,还要加强对宏观与金融联动性(linkage)的考察;既关注价格稳定,也注意金融的稳定。

  最近一两年,IMF认为一些结构性政策有相当强的宏观效果,包括收入不平等,这关系到经济是否有包容性。IMF也关心具有“宏观关键影响”(macro critical)的问题,比如气候变化,因为气候变化牵扯税收、发展是否绿色等问题,这些都与宏观经济政策紧密联系。

  从做法上看,IMF过去只和成员国行政当局,也就是央行、财政部打交道。现在我们鼓励IMF工作团队与成员国各界都接触,包括议会、学校、智库,工商界代表等等。这样一方面可以更广泛地宣传IMF的政策,另一方面IMF也可以了解更多情况。IMF总裁每年都参加达沃斯论坛,我自己也去夏季达沃斯论坛,这些都是在非政府层面开展的工作。

  二十国集团(G20)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金融危机爆发后,G20在协调国际经济、政治领域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IMF作为G20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深度参与全球经济金融议程。过去IMF与世界银行合作较多。现在IMF在继续和深化与世界银行合作的基础之上,加强与其他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组织合作,比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二十国框架下成立的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等等。IMF与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非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等的合作也日益增多。

  财新记者:那么全球来看,还有哪些改革没有落实呢?

  张涛:金融改革还没结束。比如,国际金融危机后,二十国集团成立了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此外,还有金融市场改革,包括“巴塞尔协议III”,都有时间表。从目前来看,有的改革还没做完,有的甚至还没开始。但也有一些改革,有些意见希望重新制定。IMF的立场是,已经开始的改革应逐步落地。特别是伴随经济恢复,这些金融改革能够按照计划执行下去。

  另外,要充分重视结构性改革。我们看到很多国家经济有所复苏,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包括欧盟、日本、美国,但生产率,包括要素生产率,都还比较低。这与过去大部分恢复性增长不大一样。特别是在当今技术进步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生产率没有提高,让人感到困惑。究其原因,各方面并未达成共识。IMF认为生产率不高与结构性政策不到位有关系,如劳动力市场政策,特别是欧洲,劳动力市场的进出比较僵化。另外,技术进步代替了一些人工岗位,失业的工人没能接受再培训,时间长了,就丧失了工作技能,变成结构性失业。技术进步可能带来“新型垄断”,也是一个问题。面对这些结构性问题,不是不想改,但对怎么改目前还缺少统一认识。

  再比如,金融科技(FinTech)的出现对货币政策有影响。目前说的比较多的,是要提高警觉意识,但具体怎么办,有共识性的具体意见还不多。大家都在探索,各国的做法也不大一样。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把它当作资本市场行为的一部分管理。中国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后,两年前出台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最近,中国央行又叫停了代币发行融资活动。显然,这方面的监管工作还在不断发展、演进。

  财新记者:过去一直有一种批评,IMF对债务国过于严苛,而又管不住大国。这方面有什么改进吗?

  张涛:一直以来,如果有国家出了问题,IMF会提供援助。从IMF的视角来看,这些国家作为借款方,有政策失误,才导致了问题,需要援助,也需要改革。从过去的实践来看,IMF提供的大部分意见都是中肯的,但也有事后证明不能完全对症下药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不少IMF政策饱受争议,特别是在部分东南亚国家。

  在过去的实践中,发达的大型经济体基本没有向IMF申请过援助。IMF认为,“一致性”原则 (evenhandedness)对监督评估的有效性而言至关重要。无论经济体规模大小、发达与否,或者是否接受过援助,IMF的监督评估应当是一致的(evenhanded)。但“一致性”并不等同于“一刀切”(one size fits all)。事实上,监督应当同时要考虑到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也要因地制宜。因此,在“一致性”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如何能把政策用好、发挥好政策效果,这里面的学问不少。

  财新记者:中国在IMF的投票权和代表性在危机后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这意味着什么?

  张涛:近年来IMF治理结构的变化,和中国密不可分。总的来说,IMF近年来在引入、增强新兴经济体,特别是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方面有非常大的改变。当然这个改变是逐步的。IMF在2010年批准了第14次份额总改革,到2016年落了地。中国的份额得到了提高。

  关于“份额和席位”(shares and chairs),其实中国在IMF的单独席位在上世纪80年代就恢复了,只是中国人进入管理层是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才出现的。IMF是以份额为基础的机构,份额增加意味着在IMF的参与度也要增加。参与度则表现为投票权也表现为责任和作用。但份额也好,位置也好,都仅仅是方式和手段。在IMF治理结构框架下,中国应该抓住机会,因为中国是IMF 189个成员国中的重要一员。

  从方向上看,中国应该更深度地参与IMF的各项事务工作。中国在经济体量上已经是公认的第二位。中国体量大,需要跟世界经济更深度融合。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所以中国更深度参与全球经济金融事务是一个客观要求。

  参与的方式可以有很多。从IMF来看,我们一直认为国际事务通过多边渠道解决最有效。过去大约70多年以来,全球经济得益于二战之后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多边框架体系,IMF和世界银行,还有后来的WTO,都是这个多边体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来看,这个体系肯定有缺点。所以我们除了要维护好二战后形成的多边框架体系,也要对这个体系做出更有效的改进,来适应当代国际经济的变化。

  此外,过去中国在IMF的份额很小,但现在有了巨大改变,再加上大量的人力资源准备和政策支持,应该说有意愿、有条件、也有能力更深度地参与IMF各项事务。换句话说,天时地利人和,到目前为止,现在是历史上中国参与多边机构处理国际经济事务的最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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