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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亚行行长中尾武彦:亚行催化剂

2013年05月09日 08:17 本文来源于 财新网 | 评论(0

亚行是否掌握在日本人手中?怎样看待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如何与中国协作?怎样帮助中低收入国家发展?

  财新特派记者 陈立雄

  4月24日,日本东京,财务省办公大楼二楼,前财务官中尾武彦(Takehiko Nakao)与平时相比更为繁忙。除了收拾东西,把客人迎到个人房间,他还要接听电话、处理杂事,准备好前往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亚洲开发银行总部赴任。见缝插针,忙碌中的中尾接受了财新记者的专访。

  与前两次财新记者专访一样,现年57岁的中尾凭借专业知识即兴答问,而不像日本典型官员那样事前准备好答案。在就任财务官时,中尾作为财务省国际事务的负责人,与各国代表广泛接触,在国际金融界拥有深厚人脉。

  中尾重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日本媒体报道称,中尾虽然忙碌,但他的爱好是在假日为家人做饭。在此次近一个小时的专访中,中尾笑着说,因为自己的兴趣,他没有汽车,只骑电动自行车。

  采访之时,中尾的去向已无悬念。两天后,4月26日,亚洲开发银行宣布,67个成员投下赞成票,中尾当选新一任行长,于4月28日正式就任。他接替此前转任日本央行行长的黑田东彦,任期将至2016年11月。自亚行1966年成立至今,九位掌门人均由日本人担任,其中多为日本财务省前高官。

  这恰恰是亚行面对的挑战之一。外界此前关注,以中国为主的新兴经济体是否派人参选亚行领导职务。虽然本次亚行行长候选人最终只有中尾一人,但有观点认为,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领导人选举类似,亚行行长一职愈发具有竞争性不可避免,而且从长远角度看,会有利于这一国际机构。“日本并没有阻碍其他人参加竞选的意图。”中尾坦言。

  在安全保障问题和历史问题反复重演的趋势下,中国与日本——亚洲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能否避免发生另一场冲突,并顺利为亚洲地区发展而合作?在亚行由日本主导的现状下,中国须怎样增加发言权?

  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近期开始为未来发展铺路。3月底,“金砖国家”——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与南非宣布创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资本金预计为500亿美元。

  中尾对此表示欢迎,不过,他指出,由于这基本上是资金借入国集合而成的构想,其进展仍有待观察。同时他估计,新开发银行难以快速扩大贷款规模。

  此外,对将减贫作为首要任务的亚行来说,如何应对正在变化的亚洲发展现实是一个考验。中等收入国家如何能够上升到新的发展阶段?在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民间资金增加情况下,亚行又如何发挥作用?如何面对高速发展国家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作为新行长,中尾5月2日起在印度新德里主持召开亚行年会,讨论当前亚行运营方针,同时也将直面这些问题。在此之前,中尾向财新记者坦陈看法。

核心使命

  财新记者:你在愿景宣言中说,“中等收入国家需要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上升到新的发展阶段。”请你更详细地说明一下?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将来发展中最核心的是什么,障碍和风险有哪些?

  中尾武彦:给中等收入国家下定义并不容易。中国达到这个水平,马来西亚和泰国等也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大概是人均年收入在4000美元到1万美元之间。这些国家很多是依靠从外国引进技术和资本的方式来提高增长率,同时也正在增加内需。但为了实现更高的收入,首先需要技术革新,技术水平要提升,劳动水平、教育水平、基础设备水平也都要提升。为了转型成高收入国家,这些都是必需的。

  实际上,中等收入国家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之间,很明显在刚提到的地方还存在差距,需要克服一些问题。比如说,基础设施方面还要完善电力、通信、道路以及铁路的建设。教育方面,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部分地区的水平已经很高,但为了提高全国人均GDP,必须提高整体教育水平。

  不过,大学升学率究竟要提高到多高,其实也是个问题。在韩国,大学升学率很高,反而出现就业供需不匹配的情况。但即使不去大学只读专科学校,劳动者质量仍然很重要。

  亚行可以协助的地方是,帮助进行基础设施的完善;在教育领域包括教育行政领域,可以提供技术协助。但在金融部门,民间金融机构有价值发现功能,哪里有技术革新,要帮助哪些企业,这种事情应该由民间金融机构而非公共机构提供帮助。从日本经验看,钢铁和电力等产业是由开发银行等公共机构支持的,但索尼、松下以及丰田实现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与主要银行进行的交易。民间金融机构必须具备发现企业价值以及将国民储蓄高效率地转向投资的能力。我认为,这些事情也是亚行可以以各种方式协助的地方。

  财新记者:你认为减贫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怎样使一个贫穷国家从依靠外援,转变为内生增长和发展?

  中尾武彦:与中等收入国家一样,贫困国家先需要能力建设,完善制度与系统,使政府能够自己来实施各项政策。它们需要能力搞好统计、宏观政策,完善专利、民法和商法。但与中等收入国家不同,它们还需要包括港口、道路、电力以及高质量供水在内的基础设施。教育方面,应该从初等教育开始进行完善。为了健康而有能力劳动者的持续供应,就需要教育和保健的投入。这本身就是国民的福利。教育是一种摆脱贫困的方法。另外,包括亚行在内的外援,也是必要的。

  但这些国家如何更加自立呢?一方面要保持一定的增长,另一方面要以民间部门为主,确保足够的税收,进行足够的储蓄,来筹措资金,对所需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总之,既需要弥补国际收支赤字,也要弥补财政的不足。日本也曾接受来自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支持,但现在的发达国家基本上没有太依赖过外援。

  有鉴于此,这些国家要赶上来,接受援助是必要的,但这些国家本身也要明白,发展自己的国家归根结底是自己的问题,他们要有尽早摆脱援助的决心。

  财新记者:如何看待民间资本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尾武彦:鉴于资本市场的角色在提升,民间资本的流入是很重要的,无论是直接投资、国债、借款,还是公司债等证券投资,或者是银行贷款,民间资金对发展中国家资金流动的重要性正在增加。上世纪50年代世行成立,60年代亚行成立,那个时候,民间资本的流动是比较有限的。

  不过,世行和亚行等机构现在发挥的作用还很重要,它们要参与政府政策,在适当引导政策的同时借出资金或者在提供技术和知识的同时借出资金。特别是对缅甸这样刚被解除制裁、真正开始新开发的国家来说,这些机构是很重要的。而且中等收入国家也像刚提到的那样有种种课题,亚行等机构可以提供方案,对如何避免失败、继续发展进行指导。因此两方面都需要。

  财新记者:亚行此前发表的《2020战略》称,到2020年为止,亚行要加强与私营部门相关的业务,如何解读?

  中尾武彦:作为非主权业务的一环,亚行直接对私营部门贷款的比例不是很高。不过,将对有助于培养私营部门的公共部门贷款包括在内,就达到50%以上。非主权业务的风险很高,所以需要更多资金。虽然有一定的限制,但无论直接还是间接,亚行应成为积极调动民间资金的催化剂,以后必须将此作为重要目标。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援不能只靠亚行、世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以及日本协力银行(JBIC)的资金,因此必须要尽量带来民间资金的调动。还可能要进行共同融资,就是说,对某个项目,亚行和私营机构都出资。

  财新记者:在全球范围内,亚洲是贫困人群最密集的地区,而且很多住在印度、中国、印尼等中等收入国家。实现快速增长的国家里存在贫富差距和不平等等问题。如何解决这种问题?

  中尾武彦:一般而言,在国内需要努力缩小差距——包括地区间的差距和产业间差距,也会进行收入的再分配。一个关键是完善教育和医疗,当然中国还有户口问题,有必要努力消除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尤其是,提高农业生产率之后,剩余的农业人口前往城市,他们要能够找到稳定工作,被适当地给予教育和医疗机会,这是很重要的。从日本“战后”经验看来,劳动力从较为贫困的农村出来,开始在城市工作,得到稳定工作,同时农村的生产率提升——虽然是在补贴的基础上,借助公共事业和农业政策援助了贫困人口——需要的是这种一体化的政策。

警惕风险

  财新记者:怎样看待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主要经济体的宽松货币政策对亚洲国家会有哪些冲击?应该如何防范?

  中尾武彦:从整体讲,发达国家有部分尚未完全复苏,但复苏正逐渐变得更明显,欧元也稍微稳定起来。塞浦路斯等问题是否完全消失,现在仍然不清楚。

  在这种稍微稳定起来的情况下,新兴国家、尤其是在亚洲新兴国家的发展很强劲。对于发达国家货币宽松引起的溢出效应必须要警惕,包括资本集中涌入引发的泡沫,和资本集中撤出导致的汇率和股价下跌,这样的可能性会导致市场的混乱。

  包括美国、日本、欧洲大陆、英国在内的发达经济体放宽货币政策,有助于这些国家经济增长。日本可以摆脱通缩,美国可以避免重回通缩。虽然要注意溢出效果,但宽松措施是必要的。

  关于亚洲国家的应对,以韩国为例,韩国担忧韩元走高且日元走低,但雷曼破产后全球范围内的避险情绪,使得韩元从一度贬值的状态反弹过来,反弹其实是韩国经济实力的反映。发达国家也要注意防止溢出效果引发混乱,新兴国家也要防止泡沫。虽然如果汇率突然上升会令新兴国家为难,但还是估计后者会继续采取稳健的政策。

  财新记者:怎样看待金砖国家(BRICS)成立开发银行,怎样看待不同地区开发银行与世行之间的竞争与合作?

  中尾武彦:包括各种基础设施需求在内,BRICS有很大的资金需求,因此如果这种银行可以动员更多资金,那就很好。同时,银行有审查,也需要监督来确保偿还。尤其是开发建设有关的领域,与政府共同考虑环保问题而展开工作,不一定能够立即大幅增加放款。

  此外,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员国基本上是资金借入国,而亚行主要由发达国家出资,在此基础上获得A级评级并筹集资金。发达国家的资本分为缴足资本以及活期资本,后者是指资金难以偿还时可以筹措的资金,是以评级较好的发达国家资本为主。所以,在此意义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能否顺利成立值得关注。当然祝愿开发银行取得成功。若成立,也希望亚行与它展开合作。

  另外,亚行有必要与世行和IMF展开合作,尤其是与世行。比如在阿富汗,一些地方是由世行来负责,在另一些地方是由亚行来负责。在灾害管理方面,我们与世行也正在进行共同研究。我上周去华盛顿的时候,与行长金墉等人士举行会谈,决定展开合作。IMF具备针对宏观经济稳定提出建议以及必要时提供借款的功能。缅甸等一些亚洲国家宏观经济仍不稳定,所以也希望跟IMF展开合作。

  财新记者:怎么看“安倍经济学”,迄今有哪些成果?为了成功,以后要采取哪些措施?

  中尾武彦:说到“安倍经济学”,因为通缩对日本经济带来了很大负面影响,所以这次选出了明确承诺将摆脱通缩的央行行长。日本政府和央行联合起来,试图从通缩中摆脱,并致力于让日本经济重新获得活力。不论从股价来看,还是从汇率的调整状况来看,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是很成功的。

  近期日元贬值并不只是日本央行政策使然,而是全球范围追逐风险的趋势在加强。安倍经济政策的“三支箭”(即大胆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以及成长战略)当中,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在政治上较为容易。从长远角度看,重要的还是第二支箭——财政问题中的财政健全性问题,以及第三支箭的结构政策,即提高增长能力的措施。

  结构政策方面,TPP(跨太平洋经济合作伙伴协议)比较具体,但其他具体措施尚待出炉。

内部改革

  财新记者:如何看待亚行组织改革以及人事改革?

  中尾武彦:如果有其他候选人竞选的话,就会进行选举。日本并没有说,行长一定要是日本人,或者一定要是日本财务省官员。只是在日本,作为接受这种训练的人,财务省国际事务方面的专门人才到现在最有当选的希望。这次也基于这个观点,日本政府推荐了我。

  日本自“战后”起,为亚行,或者从更广泛的角度看,为亚洲发展一直在作贡献,这也是事实,所以希望大家在这种意义上能够理解,在基于才干的基础上考虑人选。这种方向与其他机构没有区别。

  比如,多位IMF总裁是法国人,现任世行行长是韩裔美国人。这次也跟以前一样,我们没有阻碍其他人参加竞选的意图。至于亚行的人事制度,有很高的要求,一方面要考虑男女社会性差异,更多起用女性,还要考虑职员国籍的多样化,同时也要保持开放和透明,基于个人才能用人。但追求基于个人才能的方法,以及多样化的考虑,这两者并不完全一致。亚行仍要考虑这两个因素并维持相互平衡,来进行人事工作。

  目前行长是日本人,但副行长是从六个国家选出,局长级别的员工中只有三个日本人,分别是财务局、战略局以及人事总务局。我认为,这已经保持了相当的平衡,我不认为亚行掌握在日本人手中。

  财新记者:亚行对中国到现在有何种贡献?另外,你怎样评价中国在亚行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当中的作用,对此有哪些期望?

  中尾武彦:亚行对中国总是借出普通资金——接近市场利率资金当中的两成左右。资金方面,中国出资比例只有几个百分点,但获得的贷款比例约为两成。以2012年为例,在普通资金来源(OCR)中,亚行对中国借出的比例是19%;中国的出资率为6.44%,而投票权为5.45%,此外还从亚行获得技术和知识。因此,对中国而言,亚行是很重要的机构。

  随着中国在亚行的出资比例越来越高,其影响力正在不断上升。在亚行、世行等国际机构工作的中国员工数量相当多,包括国际金融公司(IFC)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蔡金勇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到2011年底为止,在亚洲开发基金(ADF)这个常备资金中,日本的贡献约为37%,中国的贡献则约为0.2%。这是为了支援贫困国家,拿出后不回收的钱。随着中国国力逐步上升,希望中国考虑在借款方面尽量将资金转向国内少有储蓄的国家,同时希望为ADF这样常备资金的筹款努力,当然也希望中国在人员上作出更多贡献。

  财新记者:中日金融合作正处于停滞状态,你对此怎么看?如何解决?

  中尾武彦:这一点很可惜,日中金融合作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我觉得这会成为现有问题解决之后的起点。日中间不仅仅是安全保障问题或历史问题,日中在产业、金融政策联系紧密。我跟中国副部长级官员现在仍然频繁交换意见。我想珍惜这种关系。亚行有着推动亚洲共同发展的目标,包括日中韩、印度、东盟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在内,虽然在资金分配及贡献比例方面会出现不一致,但大家是朝着同一个方向的,拥有共同目的并在多边的平台上展开合作,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亚行在致力于成为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加速器)的同时,还致力于各国间的合作,并且成为建立友好关系的催化剂。

  有人告诉我,亚行规模很小,可以做的事情有限。但拥有1000名专职员工和总计3000名员工的多边机构,在亚洲只有亚行一家。而在欧洲就有欧洲央行(ECB)、欧洲投资银行(EIB)、北约(NATO)等许多家。亚行这次在新德里举行会议,有计划在那里举行“东盟10+3”会议,这证明亚行已在起催化剂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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