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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燕京大学想到的

2008年08月22日 21:04 来源于 caijing
我们只是在形式上恢复了私立大学,在制度上却没有一个良好的保障

  
  前不久,巫宁坤先生从美国发来邮件。打开一看,是余英时先生为其即将出版的新作《孤琴》写的序言,题为《燕京末日的前期》。我从几年前就开始搜集关于燕京大学的资料,巫先生觉得我必然会感兴趣,所以发给我看。余先生标题中的“燕京”,即是燕京大学。读完文章,想到巫先生一生的遭遇,不免唏嘘;另一方面,看余先生对于当时局势的分析,又不仅为史学家的洞察击节赞赏。不过,我读此文,思维却常常跳到“燕京大学”这个题目之外。
  现在的人们对于燕京大学这个名字很多会感到陌生,甚至许多人知道燕京大学仅仅因为《上海滩》中的许文强于燕京毕业。有一次,我在百度的“燕京大学吧”中,还看到这样的留言:不知道燕大招不招收函授学员。留言者还郑重其事地留下电话和电邮,让人啼笑皆非。
  但就在上个世纪,燕京大学却非常有名。那时候,燕京这所学校常常与北大、清华一起被人提起。创建于上世纪初的燕京大学,存在时间虽然只有短短33年(1919年—1952年),却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两个奇迹。奇迹之一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从一个一无所有的“烂摊子”一跃成为中国乃至国际知名的一流综合性大学;奇迹之二是不长的时间内,为中国各个领域培育了不少顶尖人物:在两院院士当中,燕大学生多达52人;1979年,邓小平访美,21人的代表团中包含了7名燕京人。巫宁坤先生,就是于上个世纪50年代从芝加哥大学学成回来,成为燕京大学的教授。余英时先生则是在1949年秋就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曾经在燕京大学短期就读。
  因为是美国教会创办的学校,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被停办。被一起停办的,还有17所教会大学和一些私立学校,比如颇负盛名的光华大学。
  过去说到燕京,常常会追溯到美国人到中国来办学校的目的。不可否认,美国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来到中国创办大学,确实存在企图影响中国未来的战略考虑。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同意国外力量到中国办教育,也确实存在国力不济的因素。不过,我们如果摘掉目的伦理和意识形态的眼镜,不能不承认,包括燕京大学在内的一些教会大学的创办,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中国文化发展的作用。
  教会大学如此结局,私立大学也是如此。在上个世纪的大学教育格局中,国立大学、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本来是三足鼎立,私立大学更是可以与国立大学分庭抗礼。遥想当年,张伯苓先生创办的南开大学,令当时的最高领袖蒋介石说出“有中国就有南开”,影响是何其广泛?而私立大学的存在,则是国立大学的一个良好的补充。道理极为简单,历朝历代,凡是在体制之内的机构,其变革势必缓慢,无他,制度使然,体制之内的机构,牵扯人员既众,“按照制度办事”变成了最佳选择,否则便容易滋生舞弊。而私立大学则天然具有灵活机动的特质,更容易改变自身来符合社会的发展。
  这样一个富有弹性的“差序格局”,体现的正是中国传统中“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多元思路,相得益彰。这样一个双赢的格局,在一夕之间遽然打破,只能令人感到惋惜。
  改革开放以来,私立大学似乎有恢复的迹象,不过在气象上一直无法与过去相提并论。过去,张伯苓先生创办的南开,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厦门大学,马相伯先生创办的复旦,哪一个不是响当当的?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比如教育部,是否可以扪心自问:对于这些大学,真的能做到一视同仁吗?在待遇等各种问题上,真的认为这些大学的地位是平等的吗?恐怕不能。直到今日,私立大学还没有独立发放文凭的权力。而在另一个层面,当下公立教育一家独大的格局之下,当今的国立大学是否真的可以保证社会日益多元的需要?是否真能满足一个拥有13亿人口大国的教育需求?恐怕也要打上一个问号。
  目前正在举行的奥运会,中国以开放的姿态,让世界看到的中国的成长与成熟,也让世人看到了中国的实力。在教育上,我们能否具有同样开放的姿态?毕竟,剔除了历史诸多复杂的原因,我们不是无例可循。■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版面编辑:运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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