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一种公共物品吗？

　　前不久，备受关注的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在昆明推出了教育改革的“怪招”，强调“突破性发展民办教育”以及“像办公办教育那样大办民办教育”。其中的一个改革目标是，学前教育民营化，且到2010年，民办学前教育的比重要占到90%以上。
　　此项改革甫一推出，即引起各界的广泛争论。虽然不乏支持者的声音，但亦有反对者认为，“由于学前教育具有独特性、基础性和普及性，教育发达国家都已经将其纳入公共产品的供给范围，许多国家都实现了免费的学前教育……，将学前教育民营化的改革是逆潮流而行的。”
　　显然，争议的焦点之一涉及教育的性质问题。也就是说，教育是一种公共物品，还是一种私人物品？不少人主张，因为教育具有一定的外部性，教育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竞争力有益，所以教育带有很强的公共性特征，是一种公共物品。但是，这种说法似是而非，由于它不是从教育本身的特点出发来界定它的性质。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考察一种物品是公共物品还是私人物品至少依赖两个标准。一是看这种物品的消费是否具有竞争性，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消费该物品时是否会减少其他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二是看这种物品的消费是否具有排他性，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消费该物品时是否能够排除他人对该物品的消费。同时具备竞争性和排他性的为私人物品，像面包、书本、自行车等，一个人消费这些物品不仅使他人无法再消费，而且可以很容易地将他人排除在消费之外。相反，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为公共物品，典型的如国防、室外空气净化等，一个人消费这些物品不影响他人同时消费它们，而且将他人排除在消费之外极为困难。
　　根据这种对物品的区分准则，很难说教育（九年义务制教育除外），特别是学前教育就是一种公共物品。一方面，大多数阶段的教育消费是具有竞争性的，随着消费者（学生）的增加也要增加教育的成本（师资和教育设施）；另一方面，对教育的消费也是具有排他性的，不支付费用（学费等）的消费者可以很容易地被排除在教育之外。也就是说，就教育本身的性质而言，它不是公共物品，而是一种私人物品。从经验上讲，私立教育的普遍存在也可以从反面证明，教育不是一种公共物品。因为如果它是公共物品的话，由于无法排除他人享用，私人一般不会提供这种物品。
　　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人都认为教育是公共物品呢？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19世纪以来的教育公共化和国家化所致。随着福利国家的兴起和各种集体主义思潮的流行，教育这种私人物品被人为地公共化和国家化了，被当成了一种公共物品。这种公共化和国家化不仅被看作是一种国家强大和民族竞争力上升的手段，而且被视为一种“父爱主义”在教育领域的体现。本来，教育是私人的事情，由私人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这在19世纪以前是世界各地广泛存在的教育模式，许多知名的中小学如英国的圣保罗学校和威斯敏斯特学校，以及一流的大学如哈佛和耶鲁等，都是私立学校。而教育的公共化和国家化，意味着国家或者政府替人们作出是否受教育以及受什么教育的决定。
　　也许有人会说，把教育当成公共物品由国家来提供有什么不好？我想说的是，由国家来提供表面上看起来令人神往，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国家提供教育的每一分钱都来自于纳税者。国家从来都不挣钱，相反，国家是一个最大的消费者，而且时常是一个具有浪费和滥用特性的消费者。这在民主国家也不例外，只不过浪费和滥用的程度不同罢了。当我们交税给国家，由国家来提供教育时，我们就已经给它制造了浪费和滥用的机会，且包括支付国家运作所需的巨大行政成本。这一点，只要看看我们的学校里频繁进行的教育评估是何等地劳民伤财就一目了然。
　　此外，一些人认为，由政府来提供教育有助于促进教育公平。这种说法缺乏根据。事实上，中国教育领域里的不公平大多是由于政府的政策和法律所致，比如户口制度导致了城乡教育的不公平，招生配额制度导致了地区之间的不公平，学校分级制度导致了校际之间的不公平，等等。显然，政府常常不能成为人们所期待的教育公平的促进者，而是教育不公平的制造者。
　　更为严重的是，由国家提供教育的一个经常性后果是，教育的品格被扭曲。根据经典的教育观，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个人，而不是培养那种服从某种意识形态或者对国家有用的“螺丝钉”，也不是培养那种循规蹈矩和缺乏创新精神的“机器”。要实现这种目的，教育必须获得高度的自治，包括学校的自治，以及教师和学生的自治。这种自治意味着，教育里的重大事项应当由学校和师生们来决定，而不是由国家或者政府来决定。套用一句西方的谚语：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同样，教育的归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