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欺骗？难！

　　在场面壮观无比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国际奥委会主任罗格所说的不只是场面话。
　　至少有那么一句，堪称意味深长：“亲爱的运动员们，记住你们是全球青少年的榜样。请拒绝兴奋剂，拒绝欺骗。”(Dear athletes, remember that you are role models for the Youth of the World. Reject doping and cheating.)
　　但是，体育赛场上拒绝兴奋剂和欺骗，又谈何容易。
　　陈燮霞拿下中国军团奥运首金之后，有好事的媒体开始计算其“含金量”：国家体育总局和地方政府的奖金、未来代言广告的收入……
　　据说，即使按照最保守的估计，这枚“首金”价值也在百万以上。
　　我衷心地为陈燮霞和其他奥运选手喝彩。
　　不过，我还是要说，体育赛场越来越像名利场了。一名运动员的比赛成绩背后，往往交织着各种利益。仅仅用“为国争光”来描述运动员参加国际体育赛事的动机，未免过于简单。
　　诱惑实在太多。这就不难理解，从美国女子短跑名将琼斯（Marion Jones）到中国游泳选手欧阳鲲鹏，一些运动员会选择服用兴奋剂。
　　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服用兴奋剂绝不仅仅是运动员的个人行为。
　　8月11日，国际奥委会公布了北京奥运会的首例兴奋剂事件。7月31日，西班牙自行车选手玛丽亚·莫里诺（Maria Isabel Moreno）抵达北京当天，就被要求接受药检，最终被查出服用促红细胞生成素（EPO）。参加药检后，莫里诺哭个不停，表现很反常。当晚，她就打道回了西班牙。
　　北京奥运会预计将检测4500多例样品。在莫里诺之后，估计还会有运动员被发现服用兴奋剂。四年前，雅典奥运会共检测3600多例样品，查出26例阳性，创下历届奥运会之最。
　　但实际上，由于很多新出现的兴奋剂很难被检测到，肯定有不少漏网之鱼。琼斯就在法庭上供认，她曾屡屡服用合成类固醇THG等兴奋剂，却都逃过了检测。
　　针对奥运会等极受关注的赛事，一些人士和组织更有可能精心设计出特殊的兴奋剂，以逃过检测。
　　一个美国科学家小组最近就在《细胞》杂志发表论文称，某种处于研发中的治疗代谢性疾病的药物，能够大幅度提高小鼠的耐力。从理论上讲，这种药物完全可能被滥用，以增加运动员的耐力。而不幸的是，科学家尚未掌握其检测手段。
　　上述研究团队将其研究结果及时通报给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但问题在于，类似的研究结果，有没有可能为某些人士和组织所用呢？实际上，反兴奋剂和兴奋剂，或许像迪斯尼动画片中的猫和老鼠，猫捉到老鼠的几率并不高——尤其是老鼠掌握了高新技术的时候。
　　近年来，全球反兴奋剂实验室检出的阳性比例一直在2%上下浮动。但到底有多少运动员服用兴奋剂？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而且，正如罗格所担心的那样，一些运动员已经树立了坏的榜样，兴奋剂正从竞技赛场向青少年扩散。
　　科学技术是反兴奋剂不可或缺的手段。但仅仅依靠科学技术，是远远不够的。
　　上个月，我去西班牙巴塞罗那参加欧洲科学开放论坛。在一个有关反兴奋剂的分会场上，主办方请来的就不只是科学家，还有伦理专家和运动员。
　　原英国体育机构（UK Sport）反兴奋剂和伦理部门主管的米歇尔·沃罗肯（Michelle Verroken）女士对一些政府部门出面奖励金牌得主的做法表示忧虑。她告诉我，奥运会宪章倡导的主要是选手之间、队与队之间的角逐，而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如果人们不赋予奥运会过多的含义，服用兴奋剂的动机也将随之减弱。
　　悉尼奥运会手球铜牌得主、巴塞罗那俱乐部手球队经理奥卡拉汉（Xavier O’Callaghan）则提出，教练、医生，甚至是运动员所代表的组织，都可能是兴奋剂链条中的一环，但为什么受到处罚的往往只有运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