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重建之路

　　
　　汶川大地震后的第二十天，在绵竹体育场灾民安置点，受灾的同学们收到了来自于民间助学NGO（即非政府组织）“多背一公斤”的“六一儿童节”礼物——灾区的第一个帐篷图书室。
　　早在灾情发生伊始，“多背一公斤”曾与当地多家民间NGO携手，在成都火速设立了“NGO四川地震救灾联合办公室”，负责协调前后方多达上百家NGO的物资调运和志愿者组织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前方救灾工作的重点正从物资与人力的紧急调配支援，逐步转移到灾后重建的工作中。NGO们也开始重新定位和分工。5月30日，“NGO四川地震救灾联合办公室”宣布解散，并将根据各个组织的特长，更为合理地进行重组。
    “多背一公斤”的创始人安猪说，在联合办公室的工作暂告一段落后，“多背一公斤”随即公布了自己的灾后学校重建计划。工作分为帐篷阶段的帐篷图书室、活动板房阶段的学校服务小组和新校舍阶段的建校咨询服务三个层次。灾后学校重建计划从灾后一周开始，在三年的时间里逐步实现。
　  “他们的角色转化是很符合救灾需要的”，同为联合办公室的参与者，NPO（即非盈利组织）北京震旦纪公益信息技术中心（下称“震旦纪”）执行主任张丽娜这样评价“多背一公斤”的行动，“一开始大家都认为最缺的是物资，但现在已经要向恢复灾区后续生活的‘软件’转化了。”
　  “震旦纪”也在这样做。他们于5月13日建立了支持联合办公室下各NGO进行信息共享与工作统筹的信息平台，每日发布集合前、后方救灾信息的《民间组织救灾特刊》。而19日之后，他们决定将特刊更名为《社会组织救灾观察》，定位转向对NGO重建阶段自我完善途径的观察与探讨，着手搜集经典案例、研究报告等供NGO参考。
　
公民社会的种子
　　与“多背一公斤”和“震旦纪”一样，很多民间NGO都已从救灾最初阶段十万火急的状态中逐渐平静下来，开始思考如何结合自身特长，为灾区重建提供更为个性化、更有针对性的帮助。
　　了解到，一些组织开始协助震区农民尽快恢复生产；“绿家园”等致力于环境保护的NGO投入对震区地理水文状况的调研工作中；南都基金会连日来主办了一系列专家讲座，邀请台湾“9·21大地震”中的义工团体组织者、亲历者，与广大NGO分享救灾及重建经验……
　　而令NGO们可以安心放下物资调运工作，更有针对性地投入其专长领域的，正是各界志愿者的强大支持。
　　来自共青团四川省委志愿者工作部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2日下午4时，报名参加抗震救灾志愿者人数已高达116.09万人。其中，各级团委已组织参加志愿服务人数超14.4万，人次超111.59万。据志愿者工作部部长江海介绍，其中有相当大部分是由社会团体或单位企业组织报名的，个人报名也很多。
　　而有目共睹的是，除政府与NGO外，更有不计其数的网站、公司、医院、户外俱乐部乃至个人，采取最直接的自发方式，在灾区前、后方进行力所能及的支援。
　　在这次举国震动的大灾难中，全社会的公民意识也得到了前所未有地激发。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各种形式的救灾合作随处可见。
　　“多背一公斤”的安猪说，除了在信息、物质、资源上与其他NGO开展合作外，他们还向南都基金会申请了5万元人民币的重建专项资金，现已通过了审批。
　　南都公益基金会作为一家资助型基金会，一直致力于为民间NGO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地震发生后，基金会随即拨款一千万人民币，发起“5·12灾后重建”资助项目，供NGO向基金会申请在灾区开展各类服务项目的资金。
　　南都基金会项目主管李玉生介绍，根据救灾急迫性，新项目的管理制度在流程上进行了极大简化——有专门的团队接收来自NGO的申请，三天到一周时间就会给予明确答复。
　　另外，由于在以往与NGO的合作中已建立起很强的互信，基金会约定，无论提交申请的NGO是通过民政部还是工商部门注册的，只要他们所做项目为公益事业、并在章程中规定所得收入不用于分红，都可被纳入考虑范围。
　　而对于来自民间的大量不具法人资格的未注册NGO、学生社团、研究机构、个人志愿者等，基金会也表示欢迎，在管理制度中鼓励他们与已注册的NGO进行合作。
　　李玉生表示，这一制度在今后的重建过程中将被一直沿用。
　　“我们预期灾后重建是一个五到十年的漫长过程。如果后续需求很大，我们会继续投入资源来资助民间组织参与灾后重建。”李玉生说。
　　还了解到，在救灾一线，许多因不能提供适当的官方证明而无法从红十字会领到可供分发物资的个人志愿者，通过与四川当地民间NGO的沟通，顺利领到了物资。其间，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再次成为合作的基础，志愿者的无私协助，也满足力量相对弱小的民间NGO在派发物资方面的人力需求。
　　或许，同来自民间，公益组织与个人志愿者之间惺惺相惜的“草根情结”更能激发出一种开放的心态。在组织协调、信息收集、执行力等方面有一定优势的NGO，遂成为维系各种公益力量的纽带。
　　“在灾难中，你会发现，具体到个人，无论他们的社会身份是什么，都具有公民意识，也愿意为社会服务。”“震旦纪”执行主任张丽娜认为，“NGO就是以组织的形式来体现公民社会的‘种子’。”
  
期待“松绑”
　　NGO在救灾行动中试图发挥公民社会的“种子”作用。他们期待，自己的积极行动不仅能支援灾区，也能赢得自身更大的发展空间。
　　“NGO四川联合救灾办公室”前线执行机构之一、云南发展培训学院中方院长邢陌对这次抗震救灾中民间组织与政府间的关系非常满意，“我们和政府部门的关系非常融洽，他们对我们也非常支持，没有遇到任何障碍。”而四川省民政厅分管民间组织管理等工作的副厅长高康健也高度赞扬了救灾中，民间组织与政府的“良性互动”。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尚未完成注册的民间NGO构成了此次参与救灾的NGO的生力军。共青团四川省委志愿者工作部部长江海对于他们的工作给予了积极肯定。“哪怕就是因为没有注册而被界定为非法的组织，也在做着积极有利的合法工作。这一点有目共睹。”他说。
　　事实上，相关法律与政策缺失所带来的民间组织注册难已持续多年，这不仅造成许多民间NGO法律上的尴尬，也使得他们在发挥作用上受到局限。
　　四川省民政厅副巡视员程永信撰文指出，目前施行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法律，仅涵盖了社会组织成立登记、审批等社会组织管理的程序和法规，但政策法规并未配套完善，尤其保险、票据、税收等配套扶持政策没有及时跟上，且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和具体的实施细则，缺乏可操作性。特别是在票据方面，仅社团有“会费专用收据”，缺乏全国统一的社会组织专用票据与捐赠专用票据；在税收方面，除会员会费、捐赠赞助费、政府拨款予以免税外，社会组织应税和企业应税并无区别，其非营利未得到鼓励。
　　为求发展，不少无法到民政部门进行社团登记的民间组织采取“曲线救国”的策略。例如，“多背一公斤”就在北京市朝阳区工商局进行了工商注册登记。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指出，如此操作使非营利性的组织不得不同营利性企业纳一样的税。而“多背一公斤”在从南都公益基金会申请到5万元项目经费后，就必须将这笔收入的8%，即4000元用于纳税。“这是很大的一笔钱，但没有办法。” 负责人安猪有点无奈地说。
　　被问及选择工商注册的原因，安猪说，他们之前咨询过，在民政部登记太难，“一方面找不到主管单位，一方面我们本身的机构太小了。”
　　由于体制和立法等方面的原因，很多公益组织都不得不承担着高额的税费。
　　其实，早在六年前，国务院、民政部等有关方面就开始对非政治性的、社区性的民间组织是否需要主管单位展开论证。但时至今日，并无实质性进展。
　　据四川省民政厅副厅长高康健介绍，目前，广东省已将民间组织登记时必须有业务主管单位的规定，改为了有业务指导单位即可，实际放宽了对民间组织的注册、管理。至于四川省是否会因此次地震救灾中各民间NGO的积极作用而实行类似举措，给民间组织“松松绑”，高康健的回答是“我们正在研判”。
　　“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去试图管理这些NGO组织，而是如何协调、引导他们的问题。”共青团四川省委志愿者工作部部长江海说，“因为大量民间组织的存在是个现实，我们不能回避，必须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