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是常为新的”新解

今天，我更愿把鲁迅先生之“北大是常为新的”，以警语视之 

(一)
　　轰轰烈烈的北大110周年校庆刚刚过去，作为一个媒体人，又刚好做了一个篇幅长达16个版的北大110周年特刊，对于北大，似乎应该不再有什么话可讲。可偏偏不是这样，北大110周年的历程，与中国同一时期的历史息息相关，光要说清楚这个话题，就是一个长篇。不过，这是题外话。但恰恰也是这个原因，让北大格外惹人注意。
　　不说别的，单就北大的传统这一点，就要颇费周章：和北大历史年头相近的几个学校，清华也好，复旦也好，浙大也好，传统都很好说，不好说的，只有北大。为什么如此，或许和北大特别珍重自己的历史有关。没有哪个学校像北大这样热衷于纪念自己：自蔡元培掌校之后，北大几乎是十年一大庆，五年一小庆，既然有如此多的纪念，关于传统有多种阐释也就不足为怪。
　　甚至不是整年数的时候，北大也会时不时纪念一下。比如1925年，北大学生会为纪念校庆27周年，就曾向鲁迅紧急约稿。为此，鲁迅写下了《我观北大》一文。在文章中，鲁迅提出了一句至今仍常常被人征引的话：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横眉冷对”的鲁迅，对于北大的感情并不强烈：在北大，鲁迅只是“教一两点钟的讲师”，所以被有的教授指责“不配与闻校事”。以鲁迅的性格，会对在北大的经历感到舒服吗？
　　鲁迅之所以表现出对北大一片温情脉脉，一来约稿者是学生，对于青年，鲁迅一向是爱护的。所以这一片温情，与其说送给北大，不如说送给北大的学生；二来，迅翁心中也明白，纪念刊上的文字，是一种特殊的文体，越是这样的时候，越不能揭人家的伤疤，而越是精彩的好话，则越有可能被后人征引。或谓此为诛心之论，无凭无据，则不妨看看四年之后刘半农在《北京大学三十一周年纪念刊》说的话。刘半农当年为《北京大学三十一周年纪念刊》撰稿，提及纪念文章之难写，称不外“说老话”与“说好话”两种做法。这一点，刘半农清楚，鲁迅也清楚。
　　如果说证据还不充分，不妨再来看同一个鲁迅，关于同一个话题的不同叙述：1933年，鲁迅给台静农写信时说到北大：“北大堕落至此，殊可叹息，若讲标语各增一字，作‘五四失精神’，‘时代在前进’，则较切矣。”很难说三十年代的北大与二十年代的北大有如此的“天壤之别”。1933年，北大的校长是蒋梦麟先生，这位北大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和胡适师出同门，且是教育科班出身，对于北大的贡献着实不小。北大在他的治下，也未曾“堕落”。不过，1933年，鲁迅已经离开北大，又是私人通信，且又针对具体的人和事，为求痛快淋漓，则偏颇之处难免。

(二)
　　不过，抛开鲁迅说话的具体语境和时代背景，在众多对北大传统的阐释中，还是迅翁的说辞最准确，也最得我心。时贤总结北大传统，一厢情愿，各执一词。比如教育学者总愿意把北大的传统说成“兼容并包”，而政治学者则愿意把北大传统总结为“自由主义”，官方和北大校方则愿意把北大传统定格于“爱国主义”……
　　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这样的总结，也总让我想起一个众人皆知的典故：盲人摸象。都以为自己说到了北大传统的核心，其实只是说到了一个方面，只有迅翁的“常为新”一语，没有具体指向，反倒最贴切。
　　从北大历史来看，北大也确实做到了“常为新”：北大的校史从1898年算起，不攀附太学传统，连有直接渊源的同文馆也都排除在外，直接选定戊戌年“大学堂”的创立作为自己历史的开端，其实暗含了北大的自我定位：与其成为历代太学的正宗传人，不如扮演引进西学的开路先锋。北大一开始，就要“为新”。
　　五四运动、白话文运动、大学招收女生……一直到“一二?九”运动，再到后来的反饥饿、反内战，无不与北大息息相关，北大确实“常为新”。
　　北大还有另外“常为新”的一面，不大为人提起。新中国成立之后最常被人们提及的北大校长是马寅初先生。不过，人们说起马先生往往与他因“人口论”冒犯龙颜有关。我对于马先生的骨气也尊崇有加。但人们很少提起的是，在马先生冒犯龙颜前，曾经引发过思想改造运动。担任校长不久，针对解放初期师生员工的实际情况，为倡导师生学习政治、改造思想，马寅初首先在北大教师中发起了一个以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为目的的学习运动，并邀请周恩来为北大教育学习会作第一次报告。后来，全国范围内兴起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是以此为发端。
　　1966年，文革在北大校园内打响了第一枪。出自聂元梓手笔的《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不仅使聂当上北大校文革主任，也拉开了中国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那一段岁月，人们提起来都会用到“不堪回首”。“不堪”是真，“回首”也很必要。北大一直领风气之先，正视历史，更能显现北大的荣光。
　　北大还有“为新”和不敢“为新”的矛盾：改革开放之初，能有哪个出自民间的口号比得上“小平您好”？这一世界著名的口号，已成为人们对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时代的情感怀念。其发源地就是北京大学。当北大学生们打出“小平您好”标语的那一刻，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陈佳洱正在天安门的观礼台上。他的第一反应是“北大学生是不是闯祸啦?!”因为“原来规定不能随便带东西的。同学带了这个标语了，学校可要挨批评了”。“ 吓一跳”的陈佳洱“看看小平同志”，结果邓小平没有生气，并且带头鼓掌，陈校长才“高兴”起来。
　　不是非要揭短，虽然无缘在北大读书，也无缘在北大执教，但是热爱蔡元培时期的北大，热爱蒋梦麟掌校的北大，热爱胡适治下的北大，也热爱当下的北大，才希望北大正视历史。惟如此，才能显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胸襟和坦荡。可是现在，我再跟很多毕业于北大的朋友谈起这些，面对的多是一脸茫然。
　　就在鲁迅在私人通信中指责北大“堕落”的1933年，刘半农在为《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撰写纪念文章时，就是从鲁迅给北大设计的校徽谈起的，刘半农说：
　　我以为这愁眉苦脸的校徽，正在指示我们应取的态度，应走的路。我们唯有在愁眉苦脸中生活着，唯有在愁眉苦脸中咬紧了牙齿苦干着，在愁眉苦脸中用沉着刚毅的精神挣扎着，然后才可以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
　　而鲁迅在写《我观北大》时，在文章结尾也作了预先声明，称明年若再出纪念刊，则难以从命。之后，鲁迅确实也没有公开评论北大的文章，我想原因大概不仅仅是“说起来大约还是这些话”。
　　综上所述：在今天，我更愿把迅翁“北大是常为新的”之语，以警语视之。■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