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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们说说那个所谓的理想主义年代。
关于这个话题，我最先想到的是我亲爱的姨父。他是一名内陆省份机械厂的老工人。那个曾经辉煌一时的机械厂已经倒闭多年。他算内退，拿200多元的工资苦捱了多年，幸好去年终于到了退休年龄，可以拿上千元的退休金相对体面地生活了。
他们夫妇住在两间老旧的宿舍里。虽然老旧，但是整理得井井有条，使用多年的地板胶总是打扫得极为洁净，几案上摆着精心养护的盆景、绿植，透出主人雅致的品味。
他不像普通的工人喜欢跟邻居闲唠嗑，他喜欢独自呆着，整理自己的空间。有一次他跟我聊得投缘了，从拾掇得非常整齐的盒子里拿出他珍藏多年的宝贝——有锦旗、像章、技术突击模范的证书等等。那一刻，他的眸子里满是光亮。那是他的理想主义年代，那个年代高扬立场、鼓吹价值，那些证书是对他的才华、努力、追求崇高的价值观的肯定。
但是，那个年代的崇高光环早已褪去，被权力肯定的东西，早被无声地否定。身边的同事们纷纷外出打工，或者经商，他却坚持在家，默默揣着已被遗忘的崇高命名，在解构的年代里，保持一个顽固的姿势，郁郁独行。
我想起我的姨父，是因为《立春》，因为那些像他一样追求崇高的王彩玲们。对于他们，你不能施以简单的同情，同情无法拯救过去。只有反思。反思，虽然也无法作用于过去，但是起码可以寄望于将来。
面对《立春》，我们首先要询问与反思的是：王彩玲们的崇高感来自哪里？该如何安放？又该回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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