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代人写信的日子

路通了，电灯亮了，茶叶核桃拉出去了，文明和信息传进来了

　　20世纪80年代初，我师范毕业，被分配到一所名叫沿河的小学任教。
　　初到沿河，感觉很是新鲜：路是石头路，山是石头山，墙是石头墙，连房子也是石板房。小河溪水清清，学校周围杂木成林。湛蓝色的天空下，鸟儿欢唱，时飞时落。夕阳照在石板上，亮闪亮闪地，很是耀眼。虽然地处深山老林，倒也觉得景色优美，环境宜人。
　　初涉社会，很多事情都与自己的想像相差甚远。就是这么一个山青水秀的地方，我怎么也不敢相信，它居然是知识的荒漠，贫困与落后也像山一般沉重。
　　9月份开学，我对沿河小学服务的六个村社，100多户人家近千人口作了文化普查，结果叫我深深地叹了几口冷气。在所有人口中，填着初中文化程度的只有两人，其他都是文盲和在沿河小学读完三年级的半文盲。就是那两位填初中文化程度的，其中一位只入学了几天，就嫌学校管得太严，卷起行李回家了。另一位也没有坚持到毕业，因为没有同路的伙伴，觉得在学校里势单力薄，受其他同学歧视，父母也不放心，也就辍学了。事实上，全乡就那么一所中学，从沿河到中学相隔近百里，能考上入学就不容易，能够坚持下来就更难了。
　　闭塞的山沟里，很少有绿色使者涉足，好像这几个村社就是一个独立王国。仔细观看地形，以河边的学校为中心，两边山坡上的六个村寨围成一圈，活像一个灶窝洞，那走出寨子的丫口就像添柴凑火的灶窝口。的确，我到沿河小学三年，从没见邮递员进过村寨，就是我的几封信件，也是邮递员托赶集的老伯捎去的。想来也是的，这几个村子既没有人在外当兵，也没有人在外工作。祖祖辈辈攀亲成家，也就是河东嫁给河西，河西去娶河东。你穷我穷大家穷，门当户对来去相当。哪来什么邮件可送呢？
　　又过了两年，这寨子不知不觉地热闹了起来，许多年轻人不甘寂寞了，不顾长辈的世俗眼光了。首先是胆大包天的大姑娘竟敢跟偶尔闯入寨子里的山东、河南、安徽男人私奔。接着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勇敢地走出灶窝口，到城镇去打工，去领略外面那精彩的世界。这下子，我可忙了，许多外出的人都寄信回家，可家里又没有能读信复信的人。很多老伯大婶总是手拿几页揉得皱巴巴的信纸，来找我给他们读信后又替他们复信。
　　每当我展开从远方邮来的同样皱巴巴的信笺，我不敢开口就读。因为那信哪叫信啊！格式不对且不说，开头称呼就闹笑话：称父母亲是“亲爱的”，谓弟妹却用“敬爱”一词。一封信只言片语，却满篇的错别字。猜着读，估着看，基本把大意弄清了，才敢向老伯大婶说明信的内容。老伯大婶知道儿女们在外平平安安，悬在空中的心算是落了下来，不但脸含笑意，还深深地舒上一口气。在老伯大婶请我替他们复信的时候，我总少不了要加上几句自己的意思，要他们在外多学知识、多学技术、早日回来，开发家乡的资源，带领乡亲们走脱贫致富的道路。
　　为了减轻自己替人写信的负担，本来在别的地方四年级才教的应用文，我三年级就开始教。从格式到称谓，从祝语到落款，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先让孩子们试写，再让他们给在外的哥哥姐姐写。写好后，又教他们写信封，再教他们贴邮票。就这样，一封封孩子们自己写的信通过绿色使者投向城镇，交到异乡游子手中。那些私奔到外省的姐姐和到异乡打工的哥哥，收到弟弟妹妹亲手写的书信，个个都感动不已，并纷纷致信，教导弟弟妹妹们要好好学知识。有的还向弟妹们讲述由于自己知识水平低，出门在外常常闹笑话，还经常受人捉弄的事情。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沿河小学已不再是只教到三年级的小学了。学校的石板房已换成砖瓦房，石墙洞已变成玻璃窗。那些外出打工的游子，学到了技术，没有忘记家乡。他们纷纷回过头来，又进入“灶窝”，种三七，栽天麻，饲养牲畜，发家致富。富起来的人们都认识到只有学文化、懂科学才是摆脱贫困的好路子。因此，他们舍得捐款，舍得投资。使80年代初只有30多个学生一名教师的初小发展成为近200名学生10多位教师的完小。
　　到了90年代末期，沿河这地方的青年已经扫除了文盲半文盲。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过程中，渐渐地，小学毕业就可直接升入初中。寨子里初中生多了，高中生也不少了，考入中、大学的也有了。那种读写书信得请人帮忙的日子已经成为历史。更可喜的是，村民们能够从封建迷信中解脱出来，纷纷订阅时事报刊和农村科技快报，使得绿色使者不得不背上邮包门跑沿河，为那些随时需要了解国家政策，利用科学技术发家致富的人们服务。
　　如今的沿河，山还是那座山，但已经变成了茶山，核桃山；寨还是那山寨，但已经变成了生态寨，文明寨。路通了，电灯亮了，茶叶核桃拉出去了，文明和信息传进来了。那种读信也要请人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