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呢绒袜

我是村里第一个没有鞋子穿却买了一双新袜的人

　　每年一次的衣物大晾晒，我都会从衣橱底层先翻出那只旧呢绒袜，在细细抚摩之后，将它单独晒在光线最好的地方。
　　这只呢绒袜，我保存了20多年，它也早已由棕色变成暗褐色。
　　那还是上世纪70年代末，我刚进初中，在我边远贫穷的四川会东农村老家，一学期两元的学费也得靠家里那只黑母鸡下蛋才能交上。每当听到院坝墙脚鸡笼里黑母鸡发出“咯叨”声，我就会从一丈多高的院坎跳到院坝的干粪堆上，从鸡笼里掏出那枚热乎乎的鸡蛋，小心翼翼地捧着藏进装玉米的口袋里，等存满35个，用布兜装着提给老师，用来抵学费。那时，6分钱一个鸡蛋，老师还是求饶似地说：“我吃不起啊，你们叫家长拿到街上去卖吧。”
　　那时，生产队全劳力一天十分工的价值没有超过一角钱，寒暑假我也参加各种生产劳动，每天一分工，也就是可以挣一分钱。记得两年的初中（那时学制是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我除穿过母亲打的几双草鞋外，一直是“赤脚大仙”。有时，补丁裤子臀部磨破了大洞，下课时不敢出教室和同学玩，放学了也磨蹭着走在最后面。
　　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1978年底，有“老板”来老家开采铅矿，打出一堆跟石头没啥区别的矿石，需要运送到20多里外的公路上装车，出价每100斤一元的运费。全村老少数百人天不亮就起身去背矿石。虽然山陡路险，可人们就像自己挖到金矿似地激动，20多里山路，一天背三转，很多人怕别人背完了，点着松树枝，夜里也去背。
　　又饿又瘦的我，拼尽全力，三天时间里九趟背了430斤，握着结算的四块三毛钱，胸中热血澎湃，那可是我平生第一次挣到的一笔钱，而且有那么多！二哥问我要买啥？我幸福得差不多把乡农贸市场逛了个遍，捏在手心里的钱都被汗水打湿透了，可还是舍不得买，最后在百货公司看上了一双棕色呢绒袜。
　　它温暖的颜色，柔软的质感对我都有着极大的诱惑力，标价两块一毛钱，我犹豫半晌，终于买下了它，像小偷似的匆匆装进贴心的口袋里。怀着激动无比的心情，我三步并做两步，找到二哥，把剩下的两块二毛钱一把塞在他手里，算是交公。
　　二哥问我买了什么，我不好意思说，连二哥说带我去吃碗凉粉，我也说不饿。其实，肚子早就饿得咕咕直叫了，都是买了新袜给兴奋得忘了。回家的路上，我无数遍摸挲着藏在贴胸口袋里的呢绒袜，那种美啊，简直已找不到语言来形容了。
　　回家后已经好多天了，我还是藏着我的新袜不敢让人看，原因很简单，我是村里第一个没有鞋子穿、打着赤脚却买了一双新袜的人，我也觉得自己实在滑稽可笑，可每次摸摸呢绒袜，就会有一种温暖在心中荡漾。直到有一天晚上，母亲又给我打了一双新草鞋，我打来一盆热水，狠抠脚底的老茧，用煤油灯仔细检查了几遍脚板的卫生情况，才神秘地拿出我的新袜。一家人瞪大了惊奇的眼睛，看着我穿上那双“昂贵”的呢绒袜，再穿上新草鞋在屋里扭腰摆臀，慢步轻摇，“哇，”我感叹着，“简直就像坐飞机一样啊！”其实，飞机是什么样也还没见到过。二哥哈哈大笑：“假又假不来，袜子套草鞋（四川音：鞋读‘孩’）。”全家人被我的滑稽样儿逗得笑出了眼泪。
　　没有鞋子，我那“昂贵”的呢绒袜可不能真套草鞋去糟蹋，只能在晚上洗过脚后找出来穿上，欣赏一翻番再脱下收好。就这样，那双呢绒袜消磨了全家好多个贫寒却格外温馨的夜晚。
　　一年后，我考上了高中，要到40多公里外的镇上去上学。家里四处借钱，凑足了学费，还给我买了一双白鞋。虽然还穿着打补丁的衣裤，可白鞋和那双棕色呢绒袜还是给了我这个贫穷的山里娃不少自信——现在穿着我心爱的呢绒袜，不再害羞了。
　　一个周末，在我清洗衣服的时候，我的一只呢绒袜一不留神被水冲进了下水道，我想尽办法，却再也捞不上来了。我心疼了好几周，剩下这只呢绒袜怎么也舍不得丢弃。我把它拉伸褶皱，轻轻地压在枕头下，直到高中毕业带回家。
　　上学、参军、工作，无论走到哪里，我总在收拾行囊时不经意间塞上这只呢绒袜，它包含着我童年太多的艰辛和对人生美好未来的向往。
　　30年改革开放，呢绒袜早已不再是农村人的生活奢侈品。我和家人的生活环境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在偏远山区的老家，乡亲们靠养殖、烤烟、打工等已经富裕起来，家家丰衣足食，家用电器一应齐备，还都有了存款。老家早已实现水电路“三通”，生产、生活、环境条件可以说天翻地覆，就连打光脚丫的小孩，早在20年前，就在农村老家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