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球迷：一言难尽之嘘

　　我想说说较早前东亚四强赛时，重庆、日本、张晓舟的事情。
　　我的外婆和舅舅、阿姨都居住在重庆，因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外公随着当时的国民政府避迁陪都，这里是外婆的家乡。重庆，作为国难家恨的情感和宣传策源地，对日本、日本人是怎样的情感，不难理解，我的外公外婆就是这场民族剧痛中渺小不可自主的个体。更不用说日本人出动9000多架次轰炸机，在重庆上空持续5年半，超过200次，导致10000人以上死难的惨无人道的所谓战略大轰炸，留在中国和重庆人民心头的伤痕了。
　　四年前亚洲杯，日本在重庆比赛，我采访尹明善时，就专门涉及过重庆与日本的纠葛，及这次亚洲杯可能出现的情况。从报纸的角度，我们希望报道或鼓动或炒作这方面情绪，因为有卖点。尹明善对我说：“日本对重庆实行大轰炸，我本人就是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之一，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同时，他用通常被视为冷静公正的调调说，“但中国人、重庆人恨的是日本军国主义，不是日本人民，所以日本队来重庆比赛，我们会很欢迎，很支持。”那个时候亚洲杯还没有开始，他还没有预知到此后重庆球迷对日本队、日本人的态度。
　　此后，重庆球迷对日本队作出很强烈的反应。日本第一场比赛打阿曼，中央电视台竟然没有直播，当时的中国足协主席阎世铎据说还非常生气。事后据记者调查，主要原因就是重庆球迷对日本队的反应。有中国球迷声称要在比赛现场打出“日本……滚出去！”等横幅，还要在比赛前后教训日本球迷；比赛时，每当阿曼队发起进攻时，看台上的中国球迷马上就会响起有节奏的助威声，而当日本队受攻或比赛处于被动时，看台上则是一片嘘声。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反应，还和2003年中日关系中一桩事情有关，那就是钓鱼岛主权和保钓事件。有准备打横幅的球迷表示：“一些日本人拒不承认南京大屠杀，最近又想侵占钓鱼岛。几十年前，日本人也曾轰炸过重庆，重庆人讨厌日本人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不是针对日本队，只是讨厌日本。”
　　这些报道来自于当时的《南方体育》，报道这些消息的记者李志刚，当时还被重庆有关方面查问，弄得提早离开重庆躲了起来。南方体育当时发有评论员张晓舟一篇社评：《球场不是爱国主义战场》。核心意思是：尊重并理解任何非暴力的保钓及其他反日行为，但不希望看到太滑稽太阴暗的事。
　　有意思的是，他这篇社评当时就引起极大争议，只不过是在报社内部。四年之后的2008年初，重庆举行东亚四强赛。同样是在重庆奥体中心，同样是有关日本，同样是一个作者，同样是一篇评论，这回是轩然大波了，不是小范围，而是重庆媒体、市民乃至官方和张晓舟之间。张此次的评论标题叫《弄他，弄他》。涉及内容有日本队和中国队比赛时，中国球员李玮峰作势要掐日本球员脖子时，重庆球迷高呼“弄他！弄他！弄他！”；里面还提及，“重庆球迷爱我中华心切而狂嘘日本队”；最后一句是，“不管是对韩国队日本队，还是对千夫所指的中国足协，重庆球迷惟有‘弄不到他’的不爽”。当时中国队0比3输给日本队。
　　因为涉及对重庆城市文化和求精中学的调侃、评价，重庆媒体、很多市民包括各界人士非常愤怒（当然非全部），群起而声讨张晓舟，要求张和刊登此文的南方都市报道歉。对此我不予置评。都是言论自由，至于言论自由所表现出各人的性格和高下，那是另一回事。
　　我关注的还是涉及重庆和日本的情况。虽然有较确凿信息表明，重庆媒体此次如此勃然大怒，有官方背后指示原因，但我想更重要的，还是来自于媒体炒作、鼓动的天性。就像我四年前问尹明善问题，就非常想听他说一些对日激烈的话。我甚至还可以举我自己一桩事情，和此非常相类，那也是几年前，英国足球名宿阿特金森，在某次公开场合说，“中国有最好的避孕方法，因为中国女人是世上最丑的”。我当时听到此消息，从编辑角度马上反应——做大！最后找到各界人士，找到英国大使馆，找到阿特金森本人，封面标题恰恰就叫：阿特金森，你必须道歉！和现在重庆媒体取的标题非常相似，甚至专题操作手法、各界人士的反应，都非常相似。我现在想，是我心中真有那么愤怒吗？可能有，但更多的，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做大，能迎合不少民意，提高销量。重庆媒体，或许不小程度上，也是这样一个职业行为。一个基于迎合不少民意的职业行为。
　　对于重庆球迷对日本队的反应，这里面所呈现的一种中国公众民意，我没有太大的看法，既不提倡赞成，也不会提倡阻止。我关注的是，这种看上去统一的民意背后，和本身中日状况所呈现的复杂的对比。毫无疑问，当年日本天皇、日本政府、日本军队，对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这无论是基于传统还是现代民族、国家观，都是板上钉钉，永远无法翻案的。而具体来说，民众时而接受的是中日世代友好的宣传，时而接受的是民族大义的教诲，虽然说这两样可以理解为不矛盾，但普通民众如何区分，如何自由转弯，并不见得是比区分一和二还容易的事情；经常听到的是日本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但也可以看到，民众曾经虔诚崇拜的精神导师，都曾说日本某种程度帮了我们；民众对南京大屠杀、蹂躏慰安妇的声讨经常是被鼓励的，但也能看到曾经有当事人作出此方面维权，却被阻止（据张纯如《南京浩劫》）；有时候对日本的声讨是被允许的，有时候似乎又要控制一下；就连四年前亚洲杯和此次东亚四强赛，也能看出这种行为上的矛盾，对李志刚报道的新闻（记者经过很认真调查），有关方面要追查，而对张晓舟的评论，有关方面则又指示反应。为什么人家叫“卫国战争”，而我们是“抗日战争”；为什么 “天下本无主，有德者居之”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可以自由转换；为什么“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之类和煌煌大帝、民族英雄可以自由转换……这些概念和认识上的复杂甚至悖论，渺小的民众经常茫茫然难辨东西，不知所措。
　　在这样一个经常缺乏统一认识和表里如一逻辑的背景下，而各种诠释又经常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式地被强力灌输，时而东来时而西，东时不能西，西时不能东，则如重庆市民，如我们，最基本的选择，必然是基于那种最容易接受的历史逻辑、最容易冲动的情感。如此，则重庆奥体中心式嘘声，不是片刻容易消失的。如果，我们希望它消失的话。毕竟，就算从最基本现实考虑，我们还要办一届五湖四海都满意的奥运会。■

本文作者为《体育画报》中文版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