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恩泽未敢忘

一个右派后代的户口问题因给小平写信得到解决

　　我的祖父丁彦章是一位传统的知识分子，祖籍湖北黄陂，自幼家境贫寒，靠族人资助，凭着聪明好学、刻苦勤奋，考到武汉市汉口，读书有成。解放前，他一直从事教育，曾任铁路学堂教员、训导主任等职。
　　上世纪50年代“鸣放”期间，一向正直无私、敢怒敢言的祖父本着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爱与拥护，发表了一些中恳的意见和建议。当时的女校长，并非科班出身，且不学无术，常常遭到祖父在内的清高教员们的轻蔑，她借机打击报复。她检举了祖父的言论，最后导致他被错误地划为“右派”。
　　 随后，祖父被下放到农场劳动，一家人的生活从此陷入困顿。
　　我的父亲丁朝琼曾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安徽合肥的一所大学，但上学仅一周，就因家境贫寒，无钱读书辍学了。我的叔叔和姑姑也同样因为在政治上受歧视，未能上大学。父亲无奈到武汉市第四皮鞋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直到29岁时与来自汉阳乡下的母亲结婚，生育了哥哥和我两个儿子。按照当时政策，我家属于“半边户”，孩子的户口随母亲一方走，故母子都没有城市户口。父亲的工资每月才四十元，与长子共同生活的祖母工资也才三十元，还需寄钱物给乡下的祖父，因此，一家人的生活异常艰难。再加上三人是“黑户”，没有配给的食品，需花高价到“黑市”上购买“议价”的粮油，其困窘更是雪上加霜。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祖父终因忍受不了长期的精神和肉体虐待以及病痛的折磨，衔冤含恨，与世长辞了。临终前，他还苦涩地自嘲：“看来，这顶‘右派’的帽子，我要带到棺材里了。”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场拔乱反正的东风才荡漾在满目疮痍的神州大地。祖父终于得到平反昭雪。工作组的同志来我家郑重地宣布了这一喜讯，还补发了几百元工资和慰问金，可惜祖父没能看到这一幕。全家人均感到扬眉吐气了一回，这些年来遭受的政治上的压抑和冤屈终于一扫而空，我们由衷地感激小平同志和他的战友们的历史功绩和对普通百姓的恩惠。
　　可是，我家的生活状况却并未得到改善，依然左支右绌、捉襟见肘。当然，那时整个国家都有因难，这我们也能忍受，但是没有户口的哥哥和我却时刻面临失学的威胁。哥哥经父母多方说情才得以到惠济路小学读书，而我却只能到一家不正规的学校上学。但读中学就有问题了，遑论考大学。父亲为此想尽了一切办法，托了不少人，甚至花了不少钱，仍然没有结果。1985年，他根据当时政策，以母亲体弱多病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且家庭困难为由，又一次向派出所提出转户口的申请。但如泥牛入海，杳无消息。据说，如果能找到有分量的人代为说项，或许有希望。可我家哪有这种关系呢？
　　走投无路的父亲突然想到给小平同志写信，反映这一情况。他果真花了几天工夫，写了一封七八页纸的长信，详细地介绍了祖父被错划为“右派”，一家人深受影响的悲惨遭遇，以及他的后人现在面临的因难，并婉转要求能否拔冗批示解决。
　　父亲“上书”小平同志这件事，周围的人要么嘲笑他是疯了，是胆大妄为；要么悲观地认为太越级，恐怕连信都到不了小平手中，更不用说解决了。母亲还害怕遭致新的政治上的打压，因此苦苦劝阻。
　　父亲思考了好几天，毅然邮寄出去，他坚信小平同志一定会体恤我们的困难。
　　一个月后，父亲竟然收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回复，称相关批复已转给有关部门，请等候处理结果。不久，派出所竟真地派人来我家调查核实有关情况。数月后，困扰了我们近十年的户口问题终于迎刃而解。我的父亲，一个无职无权的小老百姓，只因鼓起勇气给日理万机、宵衣旰时的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竟使我家的老大难问题得到了解决。
　　也许父亲的信小平同志并没有亲自阅览，但总归是因写给他才引起重视，总归是小平同志力挽狂澜、拔乱反正，才让普通百姓的生活从此走上幸福路。
　　后来，哥哥和我都相继考上了大学，走上工作岗位，并双双入党。可父亲因病早逝。临终时，他还念念不忘小平同志的恩德，叮嘱我们要牢记在心，多为社会作贡献。
　　这件事对于小平同志或许只是一桩小事，但对于我全家来说却是天大的事。父亲如果健在，他肯定会撰文纪念。作为他的儿子，也是曾经的受惠者，甚至可以说是被小平同志改变了个人历史的人，我们理所当地要记录下小平同志的恩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