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耶稣所言，启示应该是从天而降的。
鼠年春节前，中国中部地区十几个省份遭遇的连绵半月余的暴雪，将年年在城乡之间奔走的亿万中国人，阻隔在铁路公路上。家园千里，乡愁如无数风筝，在凝固的归程中断了线。
如果不是暴雪，对这样年复一年的地球1/5人口大迁徙，国人已经熟视无睹。所以暴雪应当算是从天而降的启示，让我们能够重新审视春运大潮背后的含义与危局。
启示之一：不设防的城市到底设了什么防？
春运应当是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珠三角地区迎来开发热潮，广州号称不设防的城市，吸引大量农民工抛家别眷只身进城务工，到春节时再集体返乡看望家人。
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20年了。
20年后，广州重倡改革开放，新的农民工还是在不断大量涌入，不断大量离开。回首20年春运，所谓不设防的城市，其实只做到了吸引人来，而没有做到给来的人提供留下的条件。老一代的农民工并没有变成工人，也没有变成市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是年老体衰，不再能够提供劳力，永远返回他们的故土了。虽然他们给东部沿海城市提供了最伟大的发展动力，但是城市并没有给他们成为市民的机会，连苛刻的机会都没有。
20年民工潮不断，返乡潮不断，只因为农民和他们的儿子永远奔波在城乡的二元道路上，他们只能到城市去打短工，当他们年老力衰，就像他们的父亲一样回到土地上重新变回农民。所谓不设防的城市，实则设了大防。这则大防，就是城乡一体化道路上永不停息的暴雪，将发展与融合的道路阻断无余。
启示之二：户籍制度是特权制度
城乡大防的根本之一在于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有制度设计层面的问题，但是简单地从中央政府的制度层面否定户籍制度，其实是为地方政府开脱。在户籍制度这个全国并非一盘棋的问题上，地方政府并不是没有地方自治协调的权限。即使他们的权限被限制，在20年来打工者的呼吁中，他们也应该有反映问题、提供对策的权限与责任。
在户籍的问题上，地方政府集体无所作为，应该源于他们的根本思想底子：户籍制度的目的只是保障他们的行政需求，或曰地方保护，而不是解决城市建设者的入城资格问题。在户籍调动的几个条件中，有行政调动，有大学生就业，有海归回国，这些针对特定人群的条件，惟独没有城市建设时间、纳税额度、社保交费期限等等适于任何城市居住工作者的平等条件。按照这样的思路运转，户籍制度必然是一项特权制度，因为他只服务于特定人群，而不是为这个国家的全体国民服务的制度。
一位诗人曾经大声疾呼，“我在我的祖国暂住”。这样的泣血呼声，并不曾让决策者心动，他们20年不改地执行奇特的暂住证制度，而不愿尝试一些可行的普适办法，让这个急速发展中的国家的大多数人民，获得在新的工作地安居乐业的可能。
当然，这种特权制度的制定者与实施者，也不得不年复一年地遭遇春运这个可怕的时刻。这个时刻，因巨大的人流而变得异常凶险，随时可能发生公共危机事件。今年的经济过热，显然让春运更加凶险，一位芜湖大学生被挤入火车底死亡；一群欲返乡的人被扔在湖南的车站有家难回；7700万返乡者被困在冰雪的途中；在一辆被困的火车里，为了让老人和小孩不被冻坏，卧铺车厢的人们将被子送给老人和小孩，而他们和其他乘客挤在一起取暖……
这样的景象，哪里是一个温暖的适于居住的国度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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