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商业时代日益没落的文化界,最近有三件事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并且备受争议:以余秋雨名字命名的“余秋雨大师工作室”在上海挂牌成立,余秋雨在揭牌当天的发言中称,自己做过几次努力,希望删除“大师”两个字,但没有成功;盛大文学召集全国范围的作协主席(主要是副主席)30名,参加网络文学大奖赛,为优胜者颁发10万元奖金,还要选出“盛大文学大师”;安徽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土地局局长被推举为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从现实角度来讲,虽然争议缠身,但余秋雨在文化界确实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上海市教委希望借此来树立文化标杆(当然不乏出政绩的考虑),正是政治和文化结合的表现;盛大举行文学大奖赛,目的是不是仅仅为了选出“文学大师”那么纯粹,商业上的考虑显而易见;至于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那更简单,不要说诺贝尔文学奖,单是候选人就已经引起这样大的关注,更不要说获取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奖金以及荣誉的桂冠了。
不过,这种目的伦理式的分析用之于这三件事,还是显得过于简单和粗暴。过去我们有一种观点,觉得文化一旦与政治、经济挂钩,就不纯粹了,就要不得了,这大概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从本质上来,文学的创作是个人化的事情,但是作品一旦产生之后,便已经社会化了。小圈子化的孤芳自赏、自娱自乐,或者是借助政治优势的圈养——比如说作家协会之类的组织形式(这样的政治与文化的结合才是真正要不得),只能让文学的路越走越窄,甚至走入死胡同。只有文学自身的强大才能让文学大道越走越宽广。在这种意义上,我觉得王朔和韩寒才是这个时代文学的榜样,哦,对了,还有我最喜欢的作家王小波,虽然他和前面二位不尽相同。一边在体制内享受各种好处,一边又像怨妇般埋怨政治干预创作或者哀叹文学没落的那些所谓的“职业作家”,其实心里想的是两面讨好,好处都要。
如果不从目的伦理出发,“余秋雨大师工作室”的成立大概会激发一些人对于文化的热爱,盛大文学举办的文学大奖赛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文学的繁荣,至于那位被推举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安徽土地局局长,只要程序上没有问题,我们就不应该存在文化上的“傲慢与偏见”。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