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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少年班

2008年04月18日 11:36 来源于 caijing
一个民族关于“科教兴国”的集体焦虑,以及一个被无限放大的符号


科大少年班学生在做实验。(1986年拍摄/新华社)

一个民族关于“科教兴国”的集体焦虑,以及一个被无限放大的符号

  就在一个月前,3月22日,位于安徽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下称中科大),为舆论中神童的代名词——少年班,举行了隆重的30周年庆典。
  此后,包括《中国青年报》等在内众多媒体的关注,似乎又把人们的记忆拉到了整整30年前。
  虽然在高峰时期,中国国内先后有12所大学开办过少年班;坚持到现在的,除了中科大,只有西安交通大学。但由于中科大开办最早、规模最大,影响自然也最为深远。
  1978年3月8日,在著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的倡议,以及邓小平、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等支持下,少年班正式拉开了帷幕。虽然第一年仅仅招收了21人,但引起的轰动却是空前的。
  要理解这种情绪就不能脱离大的时代背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人们又重新唤醒了对于科教兴国的热情,当然还有挥之不去的焦虑感。
  恰恰在1978年3月份,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科大校长的郭沫若在闭幕式上的讲话——《科学的春天》,就传递出了那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情怀。很自然,少年班也被看成春天里一朵“奇葩”。在这群最小仅11岁、最大也只有15岁的天才少年身上,无疑也寄托了太多的时代诉求。
  如今,光阴荏苒,整整30年过去了。关于其成败的判断,却变成了一场不折不扣的“罗生门”。
  在30周年庆典前夕,中科大曾经公布出一组数字,试图向人们传递少年班的成功,包括九成以上学员都获得了硕士及以上学位,有1/5的人仍在从事科研工作,并有35%的毕业生目前在全球500强工作。
  其中,12岁就考入少年班的现任微软全球副总裁、微软中国董事长张亚勤,年仅31岁时就被美国电子电气工程学会(IEEE)授予院士(FELLOW)称号,这也是该协会百年历史上最年轻的该荣誉获得者。
  然而,在质疑者,如中南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蔡自兴看来,这样的统计数据并没有多大说服力。因为这些早慧的少年,即使不进入少年班这种特殊的集体,而进入类似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这样的重点大学,其结果也未必会差。
  类似的质疑,还有很多。当然,有些质疑显得过于夸张或者说幽默,比如说少年班没有出过诺贝尔奖得主。问题在于,在过去30年中,进入少年班的也不过1220人,而中国现在每年的大学毕业生就有400万人之多。
  上帝说过,就连天使也不是无所不能的。即使他们真是天才,指望其短期内一雪新中国半个多世纪来无缘诺贝尔奖的耻辱,也仍是一个典型的小概率事件。
  当然,赋予它太多的意义,有时也显得过于造作。虽然少年班很早就开始自主招生,但因为其样本太小,对于中国整个高等教育而言并不具备太强的示范意义。目前,其在交叉学科方面的试点,到底能对整个基础教育有多大借鉴意义,也是一个未知数。
  虽然早在1998年,蔡自兴教授就在全国两会上提交了停止办少年班的议案,但真正把少年班置于漩涡中心的,是一个我们不能不提的人物——宁铂。
  30年前,几乎中国所有的媒体都或多或少关注过这个曾经和方毅总理对弈过的13岁江西神童。然而,作为第一届少年班的明星人物,2003年,在中科大任教多年之后,他却最终走上了出家之路。
  虽然中科大一些领导,把宁铂以及部分少年班毕业生不太符合典型成功学的结局,归咎于社会压力过大以及期望值。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仍然是个“伪命题”。
  事实上,让少年班意识到自己并不普通的,恰恰不是舆论,而是中科大自己。这种自我强化的痕迹,从师资安排、招生宣传以及学校领导在各种场合的讲话,随处可见。
  如何摆脱这个无论成败都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循环呢?或许,答案并不在少年班身上。
  2006年,年仅31岁就获得菲尔兹奖的华裔数学天才陶哲轩的命运轨迹,或许可以与这些少年班的大学生做一比较。由于在数学领域没有诺贝尔奖,这个奖项的分量就相当于诺贝尔奖。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也成为继丘成桐之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华裔科学家。
  根据他的智商,完全有可能不到12岁就读完大学课程,从而打破当时最年轻的大学毕业生记录。不过,《南方周末》的报道称,其父母并无意让他打破这一记录,而是让他在中学多呆了三年,以便更好地充实科学、哲学以及艺术等各方面的素养,以及享受人生应有的快乐。
  说到这里,这似乎成了一个反对少年班存在的例证,但可能的解读却要复杂得多。如果没有澳大利亚更加灵活并具有创造性的教育制度,陶哲轩即使在中学再呆三年,是否就能享受到快乐呢?
  实际上,虽然30年过去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大为增强,但对于“科教兴国”的集体焦虑并没有缓解多少。无论是前段时间上演的院士造假风波,还是这段时间备受关注的广西师范大学的教学评估“秘书门”,都是这种情绪的一种宣泄。
  从这种意义上说,少年班至多不过是“科教兴国”,或者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个虚幻的精神支点而已。无论成败,它都支撑不起太多制度层面的东西。即使少年班真得培养出来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也不足以改变整个教育制度和创新体系的困境。
  当然,行政部门未必会承认这种困境,他们可以给出太多充满自豪感的数据来支撑他们的观点。但很多时候,那些真实意义相当含混的数据也是不可靠的,反而是一个民族的集体焦虑感,显得更加真实一些。
  也只有更真实地,而不是以正面或者负面的符号化来看待少年班的时候,这个“罗生门”也才有解,或者说不再需要解。■

版面编辑:运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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