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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焕春/郑贺:山雨欲来的前奏

2006年05月15日 00:00 来源于 caijing
大字报和评论员文章的出笼,究竟是某些人的授意还是仅仅被“利用”?陈伯达、康生这样的角色何以成为凌驾于党的机构之上的“文革”干将?



余焕椿老师:
  您好!
  自六七十年代,您在《人民日报》工作多年,亲身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近年来您为记录这些事件撰写的一些回忆文章,给过我很多启迪。遗憾的是,对于1966年6月初,经由《人民日报》对于大字报的鼓吹而使得文革轰轰烈烈起来这段史实,我一直深感兴趣,但有关文章还少有涉及。
  我没有贴大字报看大字报的经历,但我知道,大字报原本是民间表达自身观点和诉求采用的一种形式,它还作为“四大”之一,在中国的宪法中存在过。到了文革,依然对大字报这种形式情有独钟,以至于1966年8月5号,毛泽东自己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我看到资料,最近,有人问写了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你是怎样写了被毛泽东说成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呢?这个当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回答说:当时一心就是受了“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影响,就是起来保卫党、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不变颜色,没有想到自己的问题,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升官发财,也没想到自己遭到厄运的时候怎么办。我们能否相信她的表白呢?
  围绕北大第一张大字报,一直有争论。一方认为是有人在幕后策划的,是个阴谋;另一方认为,是群众受党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鼓舞的“自发行动”,没有阴谋。它的出笼,究竟是某些人的授意,还是仅仅被利用?陈伯达、康生这样的角色,何以成为凌驾于党的机构之上的文革干将?
我想,您对于这些问题,应该能够提供有价值的史实。

郑贺
2005年5月27日

郑贺:
  你提出的问题的确是许多人都关心的,也是至关重要的。你是文革后期才出生的,但执着于这段你并没有经历过的历史,但愿我掌握的资料能满足你求真的欲望。
  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1966年5月25日下午贴出的,标题是“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这是1957年“反右”以来北大第一次出现大字报,其矛头直指北大校党委和北京市委。
  当天,北大校园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最初支持者居多,但是维护校领导、反对聂的很快占了上风,有的甚至指责聂等人是“反党大阴谋家”。很快,按观点不同形成了两派——“造反派”和“保皇派”,双方各不相让。辩论到激烈时推推搡搡,局面相当混乱。
  当北大这把火烧起来的时候,毛泽东不在北京。本是玩火者的“中央文革”两大头目——康生、陈伯达疑虑重重,对于毛泽东是否能够容忍采取这种形式开展运动,心里完全没底。为了避免火烧到自己身上,他们决定先灭火,再伺机而动。当晚,陈伯达打电话给刚刚改组的北京新市委领导李雪峰,说北大形势严重,怕大字报上街,怕群众串联,上街游行,要他前去制止。李雪峰说:“我不能去,因为中央没有正式通知,师出无名呀。”隔一会,陈伯达又打电话说:“形势严重,很可能发生游行。在北大如何贴大字报要做工作,不要上街。”李雪峰还是没有答应。
  李雪峰为什么不答应?那时,中央改组北京市委虽已成定局,但还没有正式公布(正式公布是6月3日)。李雪峰要以华北局第一书记身分前往北大,非中央说话不可。与其说他推辞是有充分理由的,不如说他根本不敢不推辞。陈伯达急了,第三次打电话对李雪峰说:“非你老兄出台不行了!”李不松口,还是不肯答应。陈伯达说:“那我们一块去!”陈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话说到这等程度,李雪峰再不敢推辞了。这时,康生也通过国务院外事办给李雪峰打电话,要他和蒋南翔一起去北大,说大字报可以贴,但不要搞到各个学校去,不要上街。接着康生又亲自给李雪峰电话,还是要他去北大。
  临出发前,李雪峰与陈伯达联系,陈伯达却变卦了,说,“我正在改一篇社论,去不了。”李雪峰虽心里窝火,事已至此,也不好再变了。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副部长刘仰峤已经先到,党团员干部会议也已开过了。李雪峰坐下听汇报,说,“会已经开过了,那就算了吧”。蒋南翔说:“雪峰同志你既然来了,我们再开一次。”于是,原班人马又开了一次会,李只好将大字报要内外有别,要有领导、有步骤,不一定开大会声讨等等再讲一遍。
  康生一边压北京方面去北大平息事态,一边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报告了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情况,并通过正在北大蹲点的曹轶欧,要来大字报底稿呈送毛泽东,不知是真担心如果事情闹大不好收拾,还是有意煽风点火。6月1日,正是《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当天,毛泽东见到大字报的内容,马上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评价说,“这张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大”;“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并且写了如下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还要求当晚在电台广播。
  毛泽东如此之高的评价,是康生、陈伯达当初没有想到的,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争做支持大字报的“功臣”。康生情不自禁地说,“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陈伯达也兴奋起来。
  据朱悦鹏在他的《陈伯达利用〈人民日报〉煽风点火见闻录》(《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实录》第二卷下725—726页)中说,这天傍晚,陈伯达提前来到人民日报社。他先布置王力、关锋,还有自愿支援《人民日报》的唐平铸、胡痴等,集体起草对大字报的评论。接着说要去北大看看大字报,等他回来定稿。陈伯达带了秘书、警卫,并要工作组的军队同志去一个。陈伯达要司机将汽车停在校门外很远的地方,他步行进了校门。“我们跟着陈伯达走马观花看了一个多小时……大约晚9时许,陈伯达驱车回报社。途中,他一言不发,我估计他可能在思考怎么写评论的问题,也不便打扰他。”评论小样出来了,陈伯达向他们盛赞北大的大字报,有点“革命的火药味”。他看完评论小样,没有大的改动,最后将标题定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署名为“本报评论员”。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大字报全文公布和评论员文章发表,使许多人感到意外。北大校园内又刷出一批新大字报,学生们愤怒地喊道,“把中央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的气焰压下去!”中央许多领导同志也感到惊愕。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问周恩来:“这么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打个招呼?”周总理说,他也是在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通知。刘少奇、邓小平事前同样不知道,除毛泽东外,在北京主持工作的中央常委都蒙在鼓里。谁也没有想到,这是毛泽东又一战略部署。从此,全国高等院校纷纷仿效北大,揪斗校、系领导,冲垮各级党组织,局面混乱,一发不可收。
  两个月后,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同一天,毛泽东为这篇评论写了如下一段批语:“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这使人想起此前毛泽东说过的一些话:
  1965年10月10日,同大区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时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
  1966年3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同江青、康生、张春桥等谈话时,康生进行挑拨,说彭真查问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同中宣部打招呼。毛泽东责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却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并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4月,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彭真,说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还说,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看重并且支持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他看来,过去搞的种种斗争,无论工厂、农村、文化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因此,他需要找到一种方式,发动广大群众,自下而上地,超越正常组织、制度、纪律的约束,冲击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司令部”,解决以往用常规方式没有解决的问题。北大大字报正是他要寻求的那样一种方式,完全符合他的心意。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孤立刘少奇,打倒刘少奇,毛泽东本人使用的也是这种非常手段——《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如今近40年过去了,像你一样关心“文革”历史的人,至今还在谈论这张大字报和评论员文章,一些出版物和报刊上的回忆录,在这方面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遗憾的是,虽然许多当事人还健在,但真相却一直扑朔迷离。比如,对评论员文章,就有三种说法。
  一说,康生接到毛泽东赞扬北大大字报电话后,“找了王力、关锋和曹轶欧,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求他们按照毛泽东的精神写一篇评论员文章”。康生虽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但他不管宣传,曹轶欧与评论员文章更无关系。
  二说:“陈伯达接到毛泽东的电话,当即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发排,打算明日见报,还准备亲自到北京大学去看一看,考虑能否配发一篇评论。王力和关锋自告奋勇前往北大,让陈伯达留下主持工作。晚上,王力、关锋从北大回来后,说北大‘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于是连夜赶写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叶永烈:《陈伯达传》下429页)事实也完全不是这样。
  三说:即是以上朱悦鹏的叙述。朱悦鹏就是陈伯达说的“要工作组的军队同志去一个”的那一个,是当时陈伯达工作组成员,是随陈去北大看大字报和参与评论员文章的起草者之一。他是当事人,说的自然是无可争议的了。
  这三种说法不是什么实质性问题,也未引起过争论。但聂元梓的大字报就不同了,它比评论员文章要复杂得多,如你的来信中所问,是民间意志还是被遮蔽了的官方意志?争论至今仍未休止。看这个问题,我以为对北大“社教运动”要有个基本了解,大字报反映出的问题,可以说是“社教运动”斗争的继续。这也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我的意思是不能离开当时的环境与气候。
  如前所述,康生、陈伯达对北大大字报的态度,本来是有助于解决这种分歧的,但事实上并没有解决。一则因为,康生、陈伯达对大字报的态度,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揭示得如此清楚;二则“为尊者讳”,避重就轻,不愿触及最敏感最本质的问题。现在,牵头署名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已是八十多岁老妪,她曾写过一本书,对一些事情其中包括第一张大字报作了辩护和澄清。她的辩护是否有理,她的忏悔是否坦诚,她的倾诉是否真实,有待读者做出自己的判断。但我相信,听取当事人的申诉,乃是了解事实真相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余焕椿
2005年6月9日


  余焕椿,1964年进人民日报社,任记者、编辑;“文革”结束不久,进入报社编委会,先后任编委办公室主任、记者部主任、总编室主任;1988年7月任副总编辑兼海外版主编。郑贺,曾经在《科学时报》等媒体当记者、编辑,后辞职经商。
  这封写给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新闻界青年郑贺的信,围绕着“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发表前后的史实过程,试图研究“十年浩劫”的形成与演变的动机与契机。由于写作者切近事件的中心,披露的细节亦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版面编辑:运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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