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四兄妹服毒自杀一周年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

时间：2015年6月9日

2015年6月9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在自家的三层小楼内，14岁的张启刚服毒身亡。一起喝下农药的还有他的三个妹妹，年龄分别为10岁、8岁和5岁。2012年11月，同样是在七星关区，5名流浪儿童躲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一氧化碳中毒身亡。

本期责任编辑：张艾华王丽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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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理由

　　两宗留守儿童的惨剧，事隔三年，同出一地，只是村落不同。惨剧之发生，显示贫困压力下的全方位崩坏。

死亡是多年的梦想

: 财新记者探访毕节自杀儿童就读学校及住宅

　　按同村人描述，张父有家暴倾向，张母忍无可忍，离家出走，另组家庭。张父也不是称职的父亲，一心想把小孩丢给张母。父母婚姻破裂后，本来和张启刚还有些联系的外公外婆也淡出了孙辈生活。

　　张启刚的老师描述他：沉默寡言，回答问题时，不愿意多说一个字，问得紧了，直接不回答。

　　张启刚绝非“问题少年”，分得清善恶，识得人心好坏。“谢谢你们的好意，我们知道你们对我们好”，在遗书中，他不忘向所有的关心致谢。

　　他有自己的爱好，在学校里收获了友谊，喜欢下象棋。他长子为父，父亲给的钱，他一面节省着花，一面大方和妹妹们分享。

　　他也有很多秘密。现在他把这些秘密全部带走了，留下盲点无数。

家庭破碎

　　孩子们的父亲叫张方其，母亲叫任希芬。

　　张启刚是张方其和任希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于2001年——那一年，张方其20岁，任希芬18岁。

　　张启刚是男孩，按照计生政策，张家不能再生第二胎。2002年，张方其带着妻儿南下打工。他们先去了深圳，此后又去了海南。在海南期间，他们生下三个女儿。

　　2011年，张方其一家六口决定回乡。村干部称，张方其一回来，就一次性向当地乡计生办交了社会抚养费9900元，为三个女儿办了户口。

　　在村里生活了半年左右，张方其就再次出门打工，留下任希芬照顾四个孩子。

　　村民们普遍提及的一则“八卦”是，在张方其外出半个多月后，任希芬就与村里别的男人“好上了”。

　　风言风语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任希芬就没法在村里继续待下去了。张方友说，任希芬不断给张方其打电话，让张方其回来带孩子，她要去打工。

　　村民们说，此后他们夫妻感情不和，经常当着孩子的面打架。任希芬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她“实在不能忍受家暴”，2014年3月离家出走。直到孩子去世前，她再也没来看过孩子，也没有给孩子们打过哪怕一个电话。

　　自张方其和任希芬夫妻感情破裂之后，孩子的外公外婆也不再认他们。

　　家里没人照应，张方其打工断断续续。他农忙时节回家务农，闲时出门打工。村民们说，父亲在家的日子里，四个孩子时常脸上挂着笑，跟着父亲一起下地干活。在父亲出门打工的日子里，孩子们就处于无人照看的状态。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都由张启刚一人打理。

最后的家访

: 贵州4名喝农药自杀儿童家中内景曝光

　　2015年6月9日当天晚上8点，田坎乡教管中心主任潘峰和几名老师一起，再次去家访。大门依然紧锁，房间没有亮灯。老师们在楼下呼喊孩子们的名字，突然发现孩子们正躲在三楼的窗户后面看着他们。他们没有征求孩子们的意见，通过虚掩的后门进入了孩子的家。

　　潘峰进门稍晚一些，他花了点时间去邀请住在大约30米远的张宗义等三名村民一起前往孩子家。

　　张启刚带着老三和老四躲在三楼装玉米的柜子里，很快被大家找到；老二则躲在沙发背后的洞里，大家找了半小时以后，才将她从沙发后面拉出来。

　　被找出来的孩子们都打着赤脚，一脸惊慌。多人注意到：其中老二和老三两名女孩儿，脸颊红肿得可怕。他们问孩子是怎么回事，两名女孩儿说，是互相打架打成这样的。

　　听说老师们已经进入了孩子们的家，胡海峰立刻表示自己也要来看看。大约晚上9点，胡海峰和其他两名村干部赶到现场，他最初怀疑这些孩子营养不良，还叫来了村里卫生所的医生。医生给孩子检查了身体后说：这并非营养不良造成的浮肿。

　　多名当事人均表示，当天晚上家访的主要内容是劝说孩子们复课。女教师蹲下来和几个孩子谈心，希望他们尽快回学校上课。老二说，书被撕掉了。老四也说，书包被烧掉了。老师们则表示，这些都没有关系，学校可以帮忙解决。

　　不过，这些前来家访的人们并没有在现场发现焚烧的痕迹，也没有发现农药敌敌畏。

　　晚上9点半，大约十余人的家访团队离开了孩子们的家。谁都没有想到，一个半小时后，大约夜间11点，孩子们喝下敌敌畏后死亡。根据警方披露，张启刚留下了一封遗书，大致内容为：“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们好，可我们该走了，我曾经发过誓，我活不过15岁，可中间的意外让我们活了这么多年，我现在14岁多，死亡是我多次的梦想，可是我从没有实现过，今天，终于实现了。”

“诅咒之地”

　　据共青团毕节市委的统计数据，毕节全市共有18万名外出打工人员，其中父母双方均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共有164608名，占适龄入学儿童的10.6%。

　　2015年6月15日，财新记者回访了毕节垃圾箱内取暖死亡的五名孩子所在的七星关区擦枪岩村。当问及村民们打工的情况，一位村民说，和三年前差不多，至少有90%的青壮年都已经出门打工了，村里留下的，几乎全部是老人和孩子。闻讯赶来的当地村干部，面对财新记者的到来，表现得很紧张。当财新记者问及该村的留守儿童数量，一名村干部说，“我们都有台账，有统计”，财新记者要求查看台账，他们则表示，“要去毕节市政府查”。

　　关于当地外出打工的情况，该村村干部的表述和村民不一样。一名年轻村干部直接说，“现在我们村很少有外出打工的了，都很注意在家带孩子”。

　　对于“包保到人”等政策的提问，该村干部答复说：“我们只是普通村民，不了解这些政策。”

　　值得玩味的是，2015年6月12日上午，该村的村支书潘礼伟曾亲口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村里至今没有留守儿童档案，也没有相关财政专项基金来关爱留守儿童。当地没有关于留守儿童的台账，亦无留守儿童补助。

　　潘礼伟还向澎湃新闻称：5儿童闷死垃圾箱的教训，并没能让外出打工的父母放弃打工、回家照看孩子，“一个也没有，该打工照样打工，得想着怎么维持生计”。

留守儿童之殇

: 五名少年殒命的垃圾箱。图片来源：凯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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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流动？

　　6000万农村留守儿童。由于与父母长期分离，亲情缺失，家庭教育弱化，留守儿童的生活质量、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成长环境均劣于受父母监护的儿童。调查表明，留守儿童最大心愿就是与父母团聚，使自己不成为留守儿童。中国还有3600多万被称作城乡流动儿童的孩子，他们中的80%来自农村，虽然没有留守，但他们事实上仍然生活在城市的边缘。

留守儿童的情绪与心理

评论与反思

　　如何破解留守儿童这个存在已久的困局？多年来也有不少谈士谏言，比如农民工带薪休假，比如政府给予一定财政补贴，比如督促农民工承担起儿童监护责任等等。我觉得都是皮相之言，有些说法甚至近似于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详细】

　　我认为贫穷不是主因，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人养育孩子的奇怪方式，好像不管怎样都要把孩子特别是婴儿，养得像“弃儿”一般。即，不管家庭条件怎么样，孩子就是不跟在父母身边。【详细】

记者点评

　　中国实施撤点并校政策十年间，每年小学数量的减幅超过小学在校生人数减幅的5.63倍。乡村学校的缺失，不仅影响了留守儿童的学校教育，还对整个乡村环境造成巨大影响。

——财新记者汪苏

　　在我看来，毕节四个孩子服农药自杀，是比三年前五名儿童殒命垃圾桶更为沉痛的悲剧。原因是，五名儿童躲在垃圾桶里烤火，是为了在严寒的冬天寻找温暖，他们是向生而死；而四个儿童服农药自杀，则体现了对生命的绝望。

——财新记者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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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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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纪念日"

新闻从来是易碎品，因而记忆往往被笔削。众声喧哗之下，媒体不免疲于奔命。舆情兴勃亡忽，制度推进却付之阙如。动车事故之于发展模式、校车惨剧之于教育体系、郭美美之于慈善事业，双汇蒙牛之于食品安全，均为亡羊补牢之机，然而时过境迁，难免意兴萧疏。
“纪念日”有感而作，拾掇故事，回访旧闻，以矫“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之失，敬请读者垂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