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17日开始,有网帖称,原陕西神木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龚爱爱在北京拥有20多套房产,折合人民币近10亿元,并称她还拥有另一个名为“龚仙霞”的身份。随后,又有媒体报道,龚爱爱另外还有两个户口。这种“多房多户口”现象,迅速成为舆论热点。随后,警方展开调查并将其逮捕。2013年9月29日,法院一审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龚爱爱有期徒刑3年。龚不服提起上诉,2013年10月31日,榆林市中级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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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姐”龚爱爱案二审维持原判
2013年10月31日上午10时,陕西榆林中级法院对“龚爱爱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一案”公开宣判,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有期徒刑三年的判决。
此前,榆林中院消息称,被告人龚爱爱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陕西省靖边县法院于2013年9月29日一审宣判后,被告人不服,在上诉期限内,通过靖边县人民法院向该院递交上诉状,该院依法决定予以受理。 【详细】
本案所涉法律关系未必复杂难解,更值得深思的,恐怕还是因为过度管制而带来的大面积“制度性违法”现象。自由市场语境下,从事市场交易不以特定的身份为前提,当事人亦无动因伪造自己身份取得权利登入登记簿,否则权利行使、转让及其救济将面临诸多法律障碍。而中国的现实却是,当事人可通过虚假行为获得更优的法律地位。其根源即在过度管制。
正如计划经济必然催生“投机倒把”、出租车行业过度管制必然催生“黑车”、集体所有土地过度管制必然催生“小产权房”、金融信用过度管制必然催生“非法集资”,户籍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颁布的“限购令”,亦必然制造大量房屋、汽车等限购物品的不法交易,伪造户口不过是手段之一。无论施以多么严厉的惩罚,此类违法行为均不可遏制,因为培植它们的土壤,正是各项过度管制政策,而有能力从中寻租获利的,亦正是掌握管制资源的公权力者。【详细】
事发前,现年49岁的龚爱爱曾担任陕西省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榆林市人大代表。2013年1月17日开始,有网帖称龚爱爱在北京拥有20多套房产,折合人民币近10亿元,并称她还拥有另一个名为“龚仙霞”的身份,随即引发舆论关注。
2013年1月22日,《京华时报》报道称,除此前被曝光的两个户口,龚爱爱还有两个户口,分别在北京市朝阳区奥运村派出所和陕西省神木县大柳塔派出所,户名均为龚爱爱。继拥有多套房产后,龚的“多户口”现象成为新的舆论热点。【详细】
2013年1月23日晚,神木县县委表示,该县公安局已注销“房姐”龚爱爱的两个假户口。最高检也已对龚爱爱假户口事件挂牌督办。
2013年1月24日下午,北京警方在其微博通报,龚爱爱的北京户口系非法办理,已对龚爱爱的北京户口予以注销,并对龚爱爱在京涉案的房屋、车辆等有关财物予以查封。【详细】
2013年1月27日,陕西省神木县警方对“房姐”龚爱爱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进行了立案。【详细】
2013年1月31日下午,北京警方在其官方微博“平安北京”通报,警方证实,目前发现陕西省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原副行长“房姐”龚爱爱在京拥有41套房产,共计9666.6平米,及奥迪轿车一辆。北京警方已依法查封龚爱爱利用其违法办理的北京户口及身份证购买的10套房产及奥迪车。
2013年2月4日,经榆林市、神木县人大常委会许可,按程序依法对龚爱爱刑事拘留,在榆林市境内异地看押。
2013年3月4日,神木县公安机关向神木县人民检察院提请批捕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的龚爱爱,3月8日,检察机关决定批准逮捕。此前,龚爱爱本人已辞去所担任的人大代表职务。【详细】
2013年9月29日,“房姐”龚爱爱犯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被陕西省靖边县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详细】
2013年10月31日,陕西榆林中级法院对“龚爱爱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一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有期徒刑三年的判决。【详细】
龚爱爱四个身份证
2006年8、9月份,龚爱爱让时任神木县公安局政委的何生发(已死亡)给她重新办理户籍,张新堂在山西省临县公安局克虎镇派出所以补录户籍的方式为龚爱爱办理了名为“龚仙霞”的假户籍,后把该户口迁往陕西省神木县神木镇并办理了名为“龚仙霞”的假身份证。2009年至2012年,龚爱爱先后使用该身份证办理了两套房子的房产证并进行了神木县艾丽莎购物有限公司和神木县正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登记,该户籍信息于2013年1月19日被神木县公安局注销。
2008年10、11月份,龚爱爱让何生发再次给她办理一个名为“龚爱爱”的户籍。何生发指使本局民警张新堂为龚爱爱办理假户籍,张新堂又通过他人找到了山西省兴县公安局维嘉滩派出所为龚爱爱办理了假户籍,后将该假户籍迁入神木县大柳塔派出所,并办理了与其原来真实的身份证号码不同的“龚爱爱”的居民身份证。该户籍信息已于2012年1月6日被神木县公安局发现重户后注销,但龚爱爱的身份证未被收回,后龚爱爱又用该身份证办理了一处房产的产权证。
另外,龚爱爱又借在北京购买房产之机,提供虚假户籍信息,通过他人非法购买北京户籍。【详细】
非富即贵落户一线城市易如反掌
在所有事件中,拥有多个户口的人物非富即贵。在普通人眼里难于上青天的落户大城市对于龚爱爱们却易如反掌。在神木,很多类似龚爱爱这样的“有钱人”都拥有多个户籍。每多一个身份,权贵们逃避监管就多一层保护。【详细】
造富路径
龚爱爱是神木县当地人,出生于神木县解家堡乡双卜树村,在七兄妹中行五,从小天资聪颖,能说会道。高中毕业后,在当地的农村信用社谋职。此后她的经历堪称“励志”。她勤学好问,努力工作,一路升迁,升至神木县农商行副行长。她抓住神木县资源型城市对资金需求的特殊机遇,利用职权广结人脉,财源滚滚,迅速跻身神木“四大富婆”之列。
回过头看,龚爱爱获得财富和声名,有运气,有其自身努力,也离不开煤炭和农商行这两个关键词。神木县得天独厚,拥有优质煤炭资源。给神木造就多位亿万富翁,掌握信贷权的人成了除煤老板外最先富起来的人。龚爱爱手下的贷款和存款额迅速增加,也逐渐成为当地人口中“最有含金量”的行长。作为回报,煤老板会赠予“干股”;加之2006年始,其家族也参与煤矿开发,龚爱爱积累下巨额财产自有其灰色路径。
融资“保险箱”
在神木县地下金融界,龚爱爱也颇负盛名。神木县在煤炭开发的早期需要大量金融资本,因银行资源有限,其余几百亿资金缺口由民间融资完成。约有80%的民众参与过民间融资。民间融资的具体操作程序非常简略,并无任何风险防控,依靠的是原始的熟人社会的信任关系。在这样的民间金融背景下,龚爱爱“当仁不让”参与了地下融资。凭借较好的人脉,她在地下融资界有“保险箱”的美誉,口碑甚好。【详细】
2012年,神木成为西北首个GDP过千亿元的县城,位列全国百强县的第26位,远超过陕西汉中、安康、商洛等地级市。不料,同年国际煤炭行情大逆转,神木煤炭块煤从680元/吨直跌到550元/吨,籽煤、面煤等跌幅都在100元/吨左右,售价直逼成本价。随后,神木近百处煤矿陆续停产,如今仅有不足10处维持正常运转,焦化厂、洗煤厂也相继停工。
煤炭危机迅速传导至民间借贷环节。2012年底,融资规模超40亿元、波及人口超5万的“黄金大王”张孝昌“跑路”,成为神木民间借贷全面崩盘的关键节点。
2013年初,“房姐”龚爱爱身份意外曝光,只是令当地民间借贷危机的冰山一角浮出水面。此后,2000余家地下高利贷机构凭空消失,超300亿元民间资金蒸发,近千人出逃的局势引发了全城恐慌。终于,在神木,房价暴跌、商业萧条、医保欠款、社会解构,如同一张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详细】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啸:不动产登记制度是不动产市场的基础性制度,而非用于反腐的制度。从制度设计层面上看,即便允许任何人查询不动产登记资料也无法反腐。如前所述,登记与否是自愿的,而不是强制的。官员收受他人行贿的房屋后,完全可以不办登记。就算办登记,也可以登记在他人的名下,或者完全如同龚爱爱那样以违法方式取得多个身份证、户口本,来办理登记。对于这些公安机关办出来的真的“假身份证、假户口本”,不动产登记机构根本是无法查验。这种情况下,单独一个登记制度如何反腐?【详细】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户籍管理经过计算机网络化后,能够平白无故增添一个户口,只能是一种情况:这些经办人、审批人被收买而营私舞弊、贪赃枉法。如果要用行贿收买等违法犯罪的方式,无论什么制度,不管设计多么严密,恐怕都没有用。当今中国的很多问题,乃至大多数问题,其实不是制度设计是否严密的问题,而是管理者是否执行制度、业务部门是否有效监督制度执行的问题。【详细】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匡贤明:要消除“房姐”现象,关键不在于对她这个人如何处理,关键在于如何尽快消除这一现象产生的体制根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十八大提出的尽快完善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共享机制,是消除“房姐”现象的关键。其基本目标就是,公平、合理地配置公共资源,其收益不能由少数人所享受。【详细】
在拥有四个户口的“房姐”龚爱爱事件浮现之后,越来越多人认识到,所谓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不但是土地与钢筋水泥的供需平衡,更是公平与效率基石之上和政府职能转变前提之下的自然结果。【详细】
——财新记者 付涛
新闻从来是易碎品,因而记忆往往被笔削。众声喧哗之下,媒体不免疲于奔命。舆情兴勃亡忽,制度推进却付之阙如。动车事故之于发展模式、校车惨剧之于教育体系、郭美美之于慈善事业,双汇蒙牛之于食品安全,均为亡羊补牢之机,然而时过境迁,难免意兴萧疏。
“纪念日”有感而作,拾掇故事,回访旧闻,以矫“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之失,敬请读者垂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