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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财政局长:中国解决不平等在于实现再平衡

2017年10月20日 17:19 本文来源于 财新网 | 评论(0 1

贾斯帕认为,转变增长方式有助于降低不平等,执行2014年《预算法》、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最受关注

精英访谈嘉宾:贾斯帕(Vitor Gaspar)
贾斯帕(Vitor Gaspar),现任IMF财政事务部主任。此前他曾任葡萄牙央行特别顾问、经济学家等职务。2011年至2013年,他任职于葡萄牙财政部,2007年至2010年担任欧洲委员会欧洲政策顾问主席,在1998年至2004年任欧洲央行研究部主管。他在葡萄牙里斯本新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财新网】(驻华盛顿记者 李增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近日发布的《财政监测》(Fiscal Monitor)报告中,关注近年来全球不平等上升的局面。通过研究,IMF希望为各国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

  10月11日,IMF发布题为《财政监测:跟踪不平等》的报告,指出全球来看,不平等问题在近几十年来不断下降,主要源于中国、印度等经济的迅速“追赶”。而在另一边,每个国家单独考察的话,会发现全球主要大型经济体内部的不平等在扩大,尤其以中国、印度和美国突出。

  IMF研究表明,至2015年左右,中国前10%的收入阶层占有全社会财富的超过2/3,不平等程度接近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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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国前10%收入阶层占有社会财富上升(来源:IMF报告)

  在年会期间,IMF财政事务部主任贾斯帕(Vitor Gaspar)接受了财新记者专访。

  贾斯帕曾任葡萄牙央行特别顾问、经济学家等职务。在2011年至2013年,他任职于葡萄牙财政部,2007年至2010年担任欧洲委员会欧洲政策顾问主席,在1998年至2004年任欧洲央行研究部主管。他在葡萄牙里斯本新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财新记者:今年的《财政监测》报告主要是要传递什么信号?与4月春季年会相比,有何不同?

  贾斯帕:在春季年会上,我们想要强调的是,财政政策可以做得更多,虽然当时世界上很多国家公共债务还比较高。而这一次报告主要关注不平等问题。我们要强调的是,财政政策是一个有力的工具来解决不平等问题、促进包容性增长。通过考察不同国家的经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财政政策能够产生足够影响。

  我们强调的是,全球经济复苏、经济处在上行周期的阶段,是个绝佳的行动窗口。从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政策这三个“支柱”来看,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应当被更多使用。

  财新记者:IMF的财政报告以往主要关注各国财政平衡状况,但从4月开始主要关注不平等问题,这是为什么?

  贾斯帕:不平等一直以来都是公共财政的一个重要话题,而且它与政治相关,比较敏感。我们站在一个比较平衡的立场。一方面,从全球的角度看,不考虑国界线的话,不平等在过去30年里显著下降了。这就与工业革命以来的“大分化”(Great Divergence)趋势相反。这主要是源于一些国家的“追赶”效应,特别是以中国和印度为例。

  但与此同时,在国境线之内,许多国家内部却也在经历不平等加剧。换个角度,也就是生活在越来越不平等的国家的人口正在增多。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中国、印度三个人口大国内的不平等上升了。

  财新记者:这三个国家,尤其在中国,问题有多严重?

  贾斯帕:分布并不是全部。看中国现象的时候,要先看到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持续经济增长。这是巨大的进步,意味着中国人口当中的每一个组成部分、每一个百分位,都变得更富裕。也就是,增长的好处让每个人都获益了。

  那么,财富的分布是不是就不重要了?当然不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再平衡,加大对消费的关注,降低对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的关注,完善社保安全体系,必然是下一步的方向。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会专注于实现平等。

  财新记者:在你们的研究中有这样一个发现,中国收入的前1%对比前10%人口所占有的财富,在2008年后下降,近年来又出现上升。这说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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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收入前1%对比前10%人口所拥有财富的比例,蓝色为中国(来源:IMF)

  贾斯帕:在考察不平等的时候,一个好用的指标是最富裕的人群当中的不平等程度。在财富分配“不对称性”当中,最顶端的部分表现最为突出。换句话说,富人之间的不平等最能体现出一个社会的不平等。因此,我们经常用收入最靠前的1%与其他富人(前10%)做对比。

  我并不能给出中国出现这种情况的具体原因。但这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全世界)是不是越来越多地出现“赢者通吃”或“赢者近乎通吃”的局面?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财新记者:说到这,最近IMF和其他机构也对科技进步带来的这种“赢者近乎通吃”现象很关注,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贾斯帕:《财政监测》的一个发现就是,当我们经历科技进步加速、社会处在一个转型时期,人们对未来处境不确定的时候,就对社会保障机制有需求。那我们就要讨论,像“全民基础收入”(UBI)这样的机制是不是一个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它的长处和不足都是什么?

  “全民基础收入”在历史上已经被研究了很长时间。从理论角度看它非常有趣。因为如果采用,就该给它设定一个合理的水平。在《财政报告》中,我们建议设定在一国收入中值的25%左右。

  不难看出,UBI其实是很贵的,那么就要考虑究竟怎样为UBI筹钱。问题就来了:是不是要砍掉其他方面的支出,还是要征收收入所得税或增值税?我们发现,如果通过削减其他方面的支出,被取代的支出是不是生产性的,或者说它是不是造成浪费的,就很重要。如果是通过加税来增收,那么使用哪一种税收也很重要。

  总之是,UBI很贵而又对财富分配有很强的效果,它有可能是有助于消除贫困的。如果采用UBI,就得要看它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希望发起这样的讨论,能让各国决策者开始关注这个话题。

  我们不认为中国该采用UBI,因为中国是另一条路径。中国的工作重心是经济再平衡,实现强劲和有韧性的可持续增长。从财政角度主要是两点,第一是执行2014年新的预算法,第二是执行国务院关于妥善处理政府间财权事权关系,尤其是在地方政府收支方面实现更高效、更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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