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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印度前央行行长拉詹(上篇):中印均有为“金砖”增色的空间

2017年09月05日 17:17 本文来源于 财新网 | 评论(0 1

从思维到行为模式,金砖国家在参与国际治理、加强经贸合作方面都有优化空间

  【财新网】(记者 王力为)谦和、沉稳,是50岁即掌印印度央行拉詹(Raghuram Rajan)给人的印象。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开幕前一天,他在北京出席芝加哥大学中国高峰论坛期间接受了财新记者的专访。寒暄后、落座前,他自己动手,将马蹄式摆放的沙发转了45度,“我希望看着你(说)。”他补充道。

  2013年到2016年执掌印度央行的拉詹对于金砖合作和国际治理并不陌生。他深入参与了近年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及金砖国家相关会议。2014年正式宣布设立的新开发银行(下称“新开行”,即国内习称的“金砖银行”)正是由印度方面最早提出。最终,中国获得永久行址,印度人担任首任行长。

  拉詹是1992年以来首位只干满一届的印度央行行长。他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令印度通胀水平减半,卢比汇率得到稳定,同时国有银行坏账问题,却也招致印度工业界怨气升腾,甚至称他“不是全心为印度服务”。他在任后期,还有党政高层向印度总理莫迪施压要求辞退拉詹。

  离开孟买,重返芝加哥,拉詹决定一年内不在公开场合谈论印度问题,作为对诋毁者无声的回应。在芝大论坛主旨演讲后的问答环节中,他也委托主持人传达了不接受与印度相关问题的要求。不过面对财新记者,他还是坦率回应了印度在他眼中的优势和不足。

  拉詹还曾在40岁时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史上最年轻的首席经济学家,并在2005年成为最早警示金融过度发展对全球经济潜在风险的经济学家。“不过我和IMF同事当时以为货币危机会首先爆发,没想到信贷危机直接到来。”他对财新记者坦言。

  本文将先行聚焦关于“金砖”和印度的对话,下篇则聚焦印度金融改革和金融危机反思。

  “新兴市场需提出自己的方案,并给予齐声支持”

  财新记者:2016年3月,在印度国内的一次演讲中,你提到,“(金砖国家在国际治理中地位较低,)问题并不(只)在于当前全球治理结构,也在于我们自己。”如何解释?

  拉詹:全球治理结构无疑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新兴市场国家自身也有问题,没能给出自己的、有说服力的分析及解决方案——至少在我担任印度央行行长的那几年还很少。

  很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只是就发达国家提出的议程或解决方案,说好、不行,或不算太好。我们通常不把自己的解决方案放到台面上来,或是没能在正式开会决策前达成共识,并在会上统一发声支持它。

  G7或欧盟的做法是,他们会事先决定他们想要什么,然后在会上讨论时,会出现四个声音说,“是的、是的,这是正确的选择。”

  在近年的G20系列会议中,金砖国家的非正式会晤确实已经与七国集团(G7)的会晤平行举行,但是其间讨论的多数不是为G20要讨论的议程做准备,而是聚焦于金砖国家自己的一些议题,当然,也包括新开行这样对全球治理有影响的议题。

  财新记者:金砖合作在很多人看来面临这样那样的挑战。你认为是否存在较大合作潜力?

  拉詹:金砖国家的最大共同点是,被排除在国际治理体系之外——至少是相对我们的体量和重要性,没有得到相应的地位和话语权。

  新开行是迈出的重要、积极的一步。考虑到此前设立的多边开发银行近年业务聚焦已不符合金砖国家需要,而我们在这些机构内又没有足够话语权,所以设立新的、自己的机构。这也可以给多边银行施压,让其治理结构更为平等。

  金砖国家双边合作方面,确实存在不小挑战,但至少应该在有共同利益交集的领域下功夫。我认为,地理上靠得较近的国家,比如印度和中国,找到利益的交集会收获不少收益。中国和巴西之间基于原材料出口,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基于国防等领域,也有不小合作空间。

  金砖国家对贸易开放的态度转变“是个过程”

  财新记者: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和不平衡问题似乎是个障碍。今年上半年,印度超过美国,成为对华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数最多的国家。巴西对华的世贸组织投诉数也不低。

  拉詹:考虑到过去15-20年中国出口的巨大增长,每个陷于贸易逆差的国家都会问,这一不平衡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还是有其他诱因?对于被中国制造淹没的担忧,在美国、印度、巴西,到处都能听到。所以,应该坐下来搞清各方存在的问题、面临的现实困难是什么,考虑如何解决。

  金砖峰会这样的平台,恰恰给这些国家以直接对话的机会,无论是双边的还是多边的。潜在也可以探讨游戏规则是什么,若能在这方面达成共识,它有望成为金砖国家推动全球层面规则改善的模板。

  财新记者:此次会晤前,中国发改委官员表示金砖国家可考虑建立金砖国家自贸区。但不过不少中国学者认为,考虑到印度在以往各类贸易谈判上的立场,有印度在,自贸协定就很难达成。

  拉詹:历史上,印度对贸易开放的态度总是比经济学家所希望的更保守,对贸易协定几乎可以说存在某种官僚性的思维定势。

  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情况在改变。印度国内也有声音,试图让印度更开放一点。而随着印度的基础设施和其他与出口相关的能力改善,将会看到这方面更多改变。这会是一个过程,既是现实中的,也是思维上的。

  财新记者:这和中国,乃至当前美国看待进口的态度一样,调整都需要时间?

  拉詹:来自外部的压力,辅之以国内对改革收益认识的慢慢强化,总是这些国家前进的方式。每个国家都要向内看,特别是在保护主义在全球随处可见的情况下。

  不幸的是,呼吁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总是远比呼吁开放更容易获得听众,因为可以把保护就业作为理由。但是这忽略的是,保护了该部门的就业,事实上提高了经济体内其他部门的成本。关键是如何平衡这两者?

  财新记者:相对新开行,同时宣布设立的应急储备安排机制(CRA)在不少人看来效果可能没那么显著。你怎么看?

  拉詹:新开行是关于新项目的融资,这是金砖国家合作的一个很好催化剂。CRA致力于应对无法预想到的情况,让伙伴国帮助你满足一时的外汇资金需要。

  但确实存在这样一个疑问,即这样的需求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必要的——因为受来自外部、自己不可控因素的制约;多大程度上是源于本国欠佳的政策。

  支持这些区域性安排的人通常说,不能由我们自己决定我们的政策是否大体合理吗?但是这存在两个疑虑,一是让更独立的第三方做这个评估很可能更好,尤其是在这些国家地理上接近或是经济政策方面类似的情况下。这也是为什么各国要获得IMF的评估认可,才能在这些区域性安排中提取超过一定水平的储备。

  二是为了三四年甚至更长时间才会发生一次的事情,需要重新复制一整套体系来评估政策是否合理。 随着IMF近年正在努力让自己变得更能让人信赖,我认为这样做的必要性会降低。

  “无论经济体量大小,各国都能从贸易中受益”

  财新记者:最近数月,印度丢掉了全球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桂冠,PMI、投资、信贷等数据也都难言理想,原因何在?

  拉詹:一些具体政策的推出对印度增速造成了显著影响。我能想到的造成去年和今年增长势头差异的只有两个政策,一是“废钞令”,另一个是商品及服务税(GST)实行。当然,后者通过帮助实现全国统一市场,最终会对增长有正面作用。

  现在的希望是,这会是印度在较强增长路径上的短暂波动。

  财新记者:不过目前,就业创造是个不小的问题。面对每月要创造100万个工作岗位的重担,最近增速的放缓也令一些民粹主义式的措施在印度出现,包括保护被视为印度教圣物的奶牛的新政,以及免除农民还贷负担的动议。

  拉詹:这两个举措性质稍有不同,印度总是少不了诸如此类的传统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式运动,关键还是要保证总体促增长议程仍在轨道上。

  民粹主义举措对财政无疑会是个重担,往前看这可能会成为一个令人担忧的因素。多数主义式的运动对印度的长期和平也不好,但目前还远没到那样的程度。

  “印度看似‘散乱’,但亦给人保护”

  财新记者:在2015年2月的一次演讲中,你提到在学者福山提出的自由民主国家三支柱中,印度做的较好的是民主问责,法治勉强还行,政府能力则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相比中国,后者仍然是印度取得较快增速的短板吗?

  拉詹:考虑到印度国内语言、种族、文化、信仰等诸多方面的巨大多样性,印度没法成为一个非民主国家。不管哪个政府当政,都得去适应、容纳多样性。

  就拿想把印度语作为全国统一语言的努力为例,这很快就会因印度南部的人们说,这不是我们的母语而遇阻。所以英语仍然是印度事实上的统一语言,因为对于英语,每个印度人都处于同样的劣势。

  财新记者:这是否也是印度人在外界眼中有时被视作一盘散沙的原因之一?

  拉詹:民主事实上将印度拢在一起(hold together),这是通过让积聚的压力在国会等场合的激烈讨论中释放出来,然后政府对这些动议做出反应。

  V•S•奈保尔(注:印度裔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了一本很不错的书——《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印度确实看起来稍显混乱,确实相对较难做成一些需要政府强制力的事,比如建铁路,因为这需要征地,得保证被征地人不被激怒,不然一些人就可以借此制造一场政治运动;但是,在印度这样一个相对贫穷、不少人处于社会边缘的国家,这确实给人们一些保护。

  非民主国家和民主国家之间的增速差异从实证数据来看并不十分清晰。更清楚的是,非民主国家发展成绩的方差远远更大,在一端可能出现李光耀那样的领袖,但在另一端也会出现刚果独裁总统莫布杜那样的领导人,把国家完全搞垮。

  在印度,好的是,如果政府绩效不佳,选民会将其踢出。印度选民的教育水平确实有限,但是不知是何原因,印度人在大选中做出的选择并不算糟。

  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能免于特别差的治理、发展业绩。能获得特别奇迹般的增长吗?或许在增速上不是那么亮眼,但是会是更公平、更可持续的增长。

  财新记者:总理莫迪的政治资本在近来的各级选举中不断得到强化,套用一位中国学者的话,莫迪现在虽然还不是一言九鼎,但也非常有话语权。在建设铁路、取得高增速等需要政府能力的领域,印度能行至多远?

  拉詹:我对印度的增速无疑总是感到不满意,当然总可以做得更好。不过,数据显示去年铁路建设速度已经上升至史上最高。因此尽管总有改善空间,但是进展正在发生。

  评价印度发展,我总是说你需要六个月或一年后再来才能看到改变,比如商品及服务税改革,还有去年达成的《破产法》的效果。后者推出已有一年半,效果还没充分显现,但最近的法院判决显出积极迹象。让我们再等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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