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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P官员:“一带一路”助力全球化

2017年05月03日 17:05 本文来源于 财新网 | 评论(0 1

罗世礼认为,传统的西方主导的南北合作范式和中国主张的南南合作现在开始走向趋同,都开始注重投资收益,重视当地环境,咨询当地人的意见

  【财新网】(记者 莫业林 实习记者 田佳玮)近年来,中国更加积极参与联合国在全球的活动。例如,中国在2014年西非的埃博拉疫情应对中承担起主要角色。目前,中国在非洲派遣的维和人员也比安理会任何其他成员国要多。

  中国还积极参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项目。2010年,中国与UNDP签署了南南合作的备忘录。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与UNDP签署“一带一路”的合作备忘录。中国目前与UNDP共同推进的项目共有5个,项目涉及国家从非洲到东南亚、南亚等地区和国家。

  当前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出现了反全球化的趋势,怎么理解“一带一路”在当下的意义?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和西方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在非洲开展项目时,有没有所谓的“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在第五轮产业转移中,如何看待非洲承接来自中国的制造业?带着这些问题,财新记者近日专访了联合国系统驻华协调员兼UNDP驻华代表罗世礼(Nicholas Rosellini)。

  “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走向趋同

  财新记者: “一带一路”峰会将于5月中旬召开,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和中国就“一带一路”有合作吗?

  罗世礼:目前,包括UNDP在内的联合国体系主要的工作框架是围绕2015年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称《议程》)展开。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议程,得到了所有国家认可,无论穷国还是富国都有涉及,涵盖议题包括减贫、改善环境、工业化、健康和教育等。

  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多边倡议。这次峰会有28个国家领导人参加。联合国秘书长,25个联合国的其他机构领导人也将参会。我们认为,“一带一路”是《议程》的“加速器”,可以连接不同的国家,促进跨地区合作。

  我们和“一带一路”的合作主要有三方面。去年,UNDP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签署了一份关于“一带一路”的备忘录,聚焦展开联合研究和政策分析,共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知识和经验,这是合作的第一个领域。

  第二个领域涉及可持续性。目前,很多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上的投资是商业性质的,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怎样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其中,包括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要做到社会可持续性,就要确保这些投资能产生最大效果,让当地民众和机构了解这些投资并有能力参与其中;环境可持续性方面,要确保这些投资是绿色投资,使用的技术是合理的清洁技术,不会增加污染。

  第三个领域是让政府看到,和我们合作可以“增值”。UNDP在全球各国都有分支,在“一带一路”的国家也设有办公室,他们对当地的环境非常熟悉。我们能够为中国在项目执行上提供帮助。

  财新记者:非洲是UNDP比较重视的地区,但非洲并没有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地区。你怎么理解“一带一路”的内涵?

  罗世礼:“一带一路”倡议一开始提出时主要聚焦传统的海上和陆路沿线国家。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中国现在需要和整个世界建立联系。我认为,“一带一路”是一个全球化的战略,是一个全球性多边平台和倡议,已不一定局限于中亚和亚洲等,开始扩展至非洲,甚至拉美国家。

  “一带一路”提倡加强和改善互联互通,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来促进人员联通,这样的理念在世界范围都适用的,越来越多的国家会对此感兴趣。

  财新记者:当前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出现了反全球化的趋势,你怎么理解“一带一路”在当下的意义?

  罗世礼:尽管不少人对全球化持批评态度,但我认为,我们需要承认全球化在扩大世界经济、提高收入、给各国市场准入机会和帮助人们脱贫上发挥的有效作用。不过,全球化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些群体没有获益,也对环境造成了影响。我们一方面需要全球化,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解决这些问题。

  过去40多年,无论在发展速度还是提高人们收入和减贫上,中国取得的成就都是前所未有的。“一带一路”战略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能够引入大量投资并将持续性理念引进来,“一带一路”将促进全球化,带来巨大改变。

  我观察到“一带一路”现在更多强调贸易和投资,我们同时也要有更多机会进行社会层面的合作,注重可持续性。

  财新记者:中国的全球化抱负并非没有批评之声,很多媒体将中国在非洲的基建投资称为“基建外交”。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和西方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在非洲开展项目时,有没有所谓的“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两者的区别是什么?

  罗世礼:过去,中国的对外援助战略一直使用南南合作的模式,而IMF和世行对外援助则使用一种称为官方开发援助模式(ODA),后者是南北合作,强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金融和技术等方面的转移。

  历史上,两种模式存在很大不同。不过,现在不管在非洲,欧洲或中国,大家关心的问题都是如何确保投资有效。作为投资者来说,不管是国营部门抑或私营部门,都想确保投资有回报。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用不同的视角重新看待事物,比如,投资方需确保所做的事情符合接受国发展的战略需要,能为其解决实际紧迫问题。

  另外,需要让当地受项目影响的人知道你的项目,咨询他们的意见,避免制造社会冲突。除了技术作为解决路径外,还需要了解当地的环境,了解当地的人和机构,熟悉他们的法律和执行能力。

  因此,在我看来,传统的南北合作范式和南南合作现在开始走向趋同,都开始强调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中非合作聚焦“软件”层面

  财新记者:UNDP对非洲关注很多,目前有两个项目正在进行,一个是在加纳,另一个是在赞比亚,都是关于清洁能源方面的。我的理解是,之前中非合作比较注重“硬件”层面,比如,让非洲国家从中国购买硬件、设备等,而近几年来,中非合作开始强调“软件”层面,例如培训工人等,后者同样也是UNDP南南合作的重点。你对此怎么看?

  罗世礼:这个观点很好。很多国家都会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发展,但他们也同样注重提高其他“软件”层面,比如教育质量和医疗水平等。

  当我们与中国和伙伴国家(partnered country,指接受项目的国家)进行南南合作时,UNDP可在“软件”层面提供支持,进行能力建设(capacity development)。所谓“能力建设”就是要促进接受国能力发展,我们的项目着重整体的机构框架和制度框架,确保良好的投资环境,这样确保投资能给当地带来最大的回报和影响。

  举例来说,在加纳,我们和中国及丹麦推出的可再生能源项目,采取的是循序渐进的方法:首先是制定计划,中国和加纳两方的专家合作为加纳设计出一个《掌握可再生能源计划》,然后着手进行一些示范工程来测试不同的技术和解决方案;最后,希望通过这些示范项目,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整体扩大吸引投资。

  财新记者:这样的“软性”合作是一种新的现象,或者已进行了很长时间?

  罗世礼:中国在发展中国家进行人才培训已很多年了,中国近些年也对成千上万的非洲人进行了培训。所以,我不认为是一种新的现象,但我认为中国开始更加注重一个项目的成功开展。

  一个项目要取得成功,必须要理解当地的环境,理解其优势和瓶颈所在。目前,在发展界(development community)大家都开始重视一种系统的方法,即对于一个项目,会关注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过程。随着中国更加重视项目的成功推进,中国也会注重对当地环境的考察。

  财新记者:在“软件”合作方面, UNDP和中国在加纳和赞比亚的项目是关于可再生能源,这样的合作是否不仅局限于可再生能源领域?

  罗世礼:能源对于发展来说非常重要,不管是让孩子在晚上学习的家庭用电,还是公司生产用电。即便发展农业,也需要用电来灌溉。不过,能源在非洲仍然非常欠缺,例如,在埃塞尔比亚,只有25%的人口能够享受到电力资源,在农村地区这一比例更只有5%。

  能源是生产性用途的,但非洲很多人仍无法接入电网,因此使用可再生能源是很有必要的。比如在加纳,使用太阳能的水泵能够灌溉土地,他们也就无需担心是否接入电网。

  除了能源外,其他方面,尤其是工业化也非常重要。我们能够和中国进行合作,对其他国家工业化策略给予支持。例如,埃塞俄比亚推出了“非洲制造”倡议,该国正在创建工业区,集中发展诸如服装和鞋子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迅速带动当地就业,作为实现工业化的起点。

  财新记者:UNDP和中国在赞比亚和加纳的两个项目除了丹麦出资外,也还需要引入私人资金,那这和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优缺点?

  罗世礼:据估算,要实现《议程》中的目标,全球至少每年需要几万亿美元的投资,这些投资很大部分必须来自私人资金,可见,商业投资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需要确保的是,这些私人资金被有效利用,对接受国的整体发展发挥有效作用,我们不想要只剥夺自然资源的投资、只吸取资源不创造就业的投资。我们需要可持续性的投资,社会可持续意味着不制造社会冲突;环境可持续意味着不带来污染;经济可持续意味着不能只制造人们无法偿还的债务。

  我认为,这样的考虑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多个国家合伙开展项目,我们能够帮助将这些问题反应到私人投资过程中,得到更好质量的投资。

  财新记者:中国现在更强调“软性”层面的合作,这会不会缓解非洲人民对于中国的担忧呢?

  罗世礼:伙伴国家由于不熟悉中国,中国也不熟悉对方,双方有时候难免有误解。我认为,通过这样一步步的实地接触和“软件”层面的合作,确实能够一定程度缓和误解。

  中国有良好意愿助非洲发展制造业

  财新记者:你谈到南南合作和传统方式之间的趋同,技术转移这个概念是不是也在改变,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罗世礼:在广泛的意义上,技术也可能会是知识,不仅是硬件,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是非常开放的。

  在硬件方面,也有很多合作的机会,特别是可再生能源。中国是可再生能源技术的主要生产商,例如太阳能。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只是进行技术的转移,还是说也会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制造业,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太阳能产业,促进供应链在中国和这些国家之间进行有效分配。

  我在4月初访问了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制造服装和鞋子的工业园区,他们对建立一个供应链十分感兴趣,这样的话,他们不再仅是简单组装鞋子,也可以生产制造鞋子的皮革,实现增值。

  财新记者:目前大家谈论比较多的是第五轮产业转移,都比较关注中国目前相对低端的制造业会转移到哪里,对于非洲承接来自中国的制造业,你是否有信心?

  罗世礼:我不敢给出肯定的回答。现在很多中国制造业主要向东南亚国家转移,有一些转向了南亚国家,像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

  中国方面有着很好的意愿,希望非洲能够发展制造业,很多非洲国家也对发展制造业表现出兴趣,希望通过设立工业园区等方式作为下一步工业化的“孵化器”。非洲国家有非常低甚至是零关税的优势,例如在埃塞俄比亚有来自韩国、中国、越南等企业,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但能不能成为一种大的趋势还要看。

  财新记者:中国在过去40年间脱贫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是不是意味着UNDP在中国的工作重点将有所改变?

  罗世礼:我们在中国的工作其实一直都处在变化中,这些年我们也不断调整在中国的优先议程。中国方面也欢迎联合国和UNDP在中国展开工作,见证其到2020年最后4000万人脱离贫穷,因此,减贫仍旧是UNDP在中国的重要议题。

  另外,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中国和UNDP目前开展的一系列项目,UNDP之后将努力促进中国参与全球的发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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