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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银汪涛:去产能需要政府决心和市场化操作

2015年11月13日 13:25 本文来源于 财新网 | 评论(0

受市场化程度制约,企业是否破产还由政府决定,现在需要最高层重启破产机制,操作中由市场决定哪家企业破产;下一步金融改革的重点是市场主体和市场纪律

  【财新网】(记者 于海荣)临近年终,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并未减缓。刚刚公布的10月经济数据中,工业、投资增速继续回落,通缩压力也开始显现。

  如何看待2016年的经济走势,存在哪些风险,应该如何化解?瑞银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受房地产活动持续下滑、工业、矿业产能过剩的制约,明后两年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鉴于工业、建筑业已经进入通缩,工业企业负债率和负债成本较高,“债务-通缩”陷阱是最大的宏观风险。

  在汪涛看来,要阻断这一恶性循环,除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更重要的是去产能要有实质性进展,这需要高层做出政治决定,重启企业破产机制,在操作中,由市场化机制决定哪些企业应该破产。

  在金融改革方面,汪涛认为,下一步的重点是市场主体和市场纪律。这需要配合国企改革,硬化借贷主体的预算约束,同时打破刚性兑付,建立市场出清机制。

  财新记者:瑞银最近发布了对明年经济增长预测,预期增速为6.2%,这在市场上属于较低的,原因是什么?

  汪涛:我们认为,明年整个传统行业下行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房地产建设还是在走弱,虽然销售好转,但库存量比较大,即使新开工增速稳住,在建规模增速还是会放缓,不会一下子上来,这会使钢筋水泥、建筑机械、能源化工等传统支柱性的行业需求都比较差,影响工业生产及这些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虽然一些新兴行业也在蓬勃发展,但是体量没有这么大,不能完全抵消传统行业的下行压力。

  明年基础设施投资预计还会保持高位增长,增速在15%-18%之间,棚改、管网建设、公共交通运输、新能源、污染治理等都会是新增基础设施建设的着力点。不过,在近几年持续稳增长的情况下,基础设施投资已经在比较高的水平上了,再要找到一些又大又好的项目,并且尽快启动、全国开花,难度也在增加。

  所以,明年下行压力还是挺大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经济年均增长6.5%,但年均6.5%不是说每年都要在6.5%以上,经济毕竟是有周期的,明年、后年都是经济往下调整的时期,比6.5%要慢一些,以后可以比6.5%快一些。

  财新记者:今年地方政府资金问题一直是制约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因素,明年如何保障基础设施投资的来源,财政赤字是否要增加?

  汪涛:财政上还是有空间的,因为政府负债不高,即使把地方政府加进来,政府部门的杠杆也不是那么高,还有加杠杆的空间。明年预算中的赤字可能有一定增加,但不会很大。其实加大国债和地方债发行力度、扩大赤字规模是有空间的,而且也更透明。预计明年将继续发挥政策性银行的作用,专项债明年可能也会扩大。但要减少隐性的方式,比如通过商业银行贷款给融资平台或PPP平台。

  另外,置换债今年进展很不错,明年还应该继续做,规模还可以扩大,不仅是到期的债务,没到期的债务,能置换的也赶紧置换。

  地方政府债务我不太担心了,我觉得已经找到了路子,而且走得比较顺,下面可以接着走。除了政策性银行发专项债,随着价格改革的推进,PPP的进展也会加快。

  财新记者:明年中国经济的风险点是什么?

  汪涛:我现在担心的是企业。企业负债率非常高,负债成本也非常高,盈利水平低下。三季度GDP增长6.9%,但9月名义工业增加值增速是-0.2%,说明工业生产、销售形势非常差。从实体经济来说,工业、建筑业已经进入通缩,企业销售收入和现金流随着价格下跌而收缩,企业部门的现金流越来越难以覆盖利息支出,不得不依靠举新债偿还旧债的利息。即便企业投资和信贷需求疲弱,杠杆率还将继续攀升,进一步加剧债务负担。为了应对财务压力,企业将削减投资和生产计划,进一步拖累实体经济,导致恶性循环。

  财新记者:如何避免落入这一恶性循环?

  汪涛:首先,要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包括进一步降息,积极发展企业债券市场,鼓励大的、蓝筹工业企业去发债,把信贷资源更多地留给中小企业,这样也可以减少中小企业的影子借贷,降低其资金成本。

  其次,要加快清理过剩产能,像上世纪90年代末那样,重启新一轮的企业破产重组,允许更多包括国企在内的低效企业破产,这样才能阻断债务-通缩循环。

  第三,应该尽快为银行补充资本,包括发优先股和定向增发,给银行更大的空间加大坏账的核销力度。

  财新记者:目前看清理过剩产能的进展并不顺利,原因是什么?

  汪涛:去产能需要政府下决心和市场化操作。中国的市场化还没到那个程度,很多企业还不是预算硬约束,最后破不破产其实是由政府来拿主意。因此,去产能需要全盘的规划、从最高层做出决定。现在如果还想完全靠稳增长的方式来化解产能,已经很难了。上世纪90年代末那一轮就是政策性破产,现在似乎应该考虑重启这样一个机制。

  在具体操作中,要用市场化手段来决定谁应该破产。破产会涉及到安置员工、银行呆账处理的问题,需要政府拿出一部分资金来做。目前看,东北等一些地区财政困难,需要中央财政拿出一部分资金来安置职工、配合银行核销坏账。

  另外,过剩产能的出清,应该配合国企改革。十三五规划建议中也有国企退出、重组的内容,政府要有这个决心。过剩产能清理的时候肯定要牺牲一部分增长,政府要容忍增速放缓。

  财新记者:在经济下行期,就业本来就会承压,清理过剩产能是否会导致就业状况快速恶化?

  汪涛:就业肯定会面临压力,虽然传统行业面临减薪裁人的压力,但一些新业态、新增长点也在快速增长,平均一下,就业情况不用那么担心。跟上世纪90年代末比较,目前产能过剩涉及面没有那么广,主要集中在煤炭、钢铁等行业,在就业中的占比不是很高,过剩产能行业占全部就业的3%左右。政府可以拿出一部分资金安置员工、进行再培训、或是支持再就业,比继续支持僵尸企业可能成本更低。

  从新增就业人数来讲,目前6%的增长能容纳的就业人数已经超过2008年11%的增长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不用太担心就业总量。需要担心的是结构性问题,有些行业招不到人,有的则需要裁人,但不能因为有些行业要裁人,就不关闭过剩产能了,拖得越久,成本会越高。

  财新记者:去产能也会影响到金融领域。目前利率市场化已基本完成,下一步金融改革的重点是什么?

  汪涛:提到金融市场化改革,有些人觉得主要是价格改革,把利率市场化、汇率浮动了就可以了,但金融市场上,除了价格,还有市场纪律和市场主体。

  金融市场的主体包括融出资金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和融入资金的各类企业、居民和政府。如果市场主体对价格不敏感,所谓的市场价格就没有太大意义。目前中国的借贷主体比如国有企业、地方融资平台等,还是预算软约束,对价格信号并不敏感,利率的提高并不能抑制借款主体的信贷需求,需要配合国企改革、财政改革,硬化借贷主体的预算约束。

  对金融机构来讲,如果一方面要求银行要风险定价,另一方面又给其确定信贷目标,要求银行把资金贷出去或规定给那些行业贷出去,金融机构就难以真正使用利率来风险定价,市场的价格信号也会失真。

  市场纪律方面,要打破刚性兑付,建立市场出清机制。如果市场没有出清机制,价格波动只会加大扭曲,利率高企的时候,软预算约束的国企还能继续借,但是会把民企给挤出去了,市场化的效果会大打折扣。

  接下来的金融改革,要配合市场主体和市场纪律的改革,否则金融改革和实体经济改革配合不足,会出现更多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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