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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奇帆谈重庆城镇化改革

2015年03月23日 15:06 本文来源于 财新网 | 评论(0 单页阅读

15万亩“地票”入市,400万名农民工进城,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接受财新专访:“重庆正在享受户籍制度改革的红利”

重庆籍农民工正在回流

  财新记者:关于户口的问题,重庆“地票”和户口是关联在一起的吗?当农民卖掉他的宅基地以后,才给城市户口?

  黄奇帆:户口就是个城市待遇,跟他那个地不相干。一个农村居民在城里打工,工作了三年、五年,你不给人家户口,实际上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当你进了城、落了户,在城市里面已经变成城市人长期待着的时候又会产生一个概念,农村的宅基地怎么办?如果没有这个“地票”的概念,让他扔掉,白白送掉,交给集体经济组织退掉,他心不甘就保留着,给亲戚朋友或者自己闲在那里。当进城农民可以选择一个市场化退出渠道的时候,通过这个渠道一退,这个宅基地上本来只卖两三万一套的房子,你现在变成十多万,他就愿意退了,所以它是个市场化的制度安排。

  财新记者:现在有多少人自动愿意要这个户口?

  黄奇帆:直辖以来,重庆每年有几十万人离开农村进城打工,十几年积累形成了900多万农民工,其中现有400多万人在沿海打工,500万人在重庆的城里面打工。他们打工短的有两三年,长的有十几年。

  在重庆城里打工的农民工,如果要申请城市户口,我们有个标准、门槛。你在主城至少已经有五年工作经历,一般区县的县城是三年,乡镇是一年,也就是说你落户要有一定的工作经历,要有稳定的收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农民拉到城里来变成居民,那就变成无业游民了。总的来说是打工的农村居民,如果有三年五年,你自己愿意,就可以留下来。

  留下来以后,养老、医疗、住房、就业、小孩读书,五个方面的待遇跟城市居民一模一样。

  另一方面,农民进了城以后,给了他户口,农村里的三块地,也就是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都给他留着,这是农民的财产权,农民的这三块地,尽管没有所有权,但有使用权,而使用权作为用益物权也是一种财产权,要尊重,要保护。你不能说农民一进城,农村的三块地就剥夺了。他有使用权,这使用权是长期存在的,我们要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比如说承包地,他可以委托朋友、亲戚种,也可以租给龙头企业经营,从中获得收益。宅基地闲置了,可以复垦形成“地票”交易,也可以不变,给亲戚朋友用。总之,我们不去截留他在农村的既得利益。

  财新记者:现在500万农民工有多少可以在重庆落户?

  黄奇帆:最近的几年,重庆落户了400多万。其中,真正农民工落户的是近300万,一些农民工会把老婆、小孩或者父母亲带进来,总的落了约400万。你也不能再叫他们农民工了,就是城市新市民阶层。我们现在城里面还有200万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意义,分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农民工转户进城后,我们多了几百万人在城市消费。原来作为农民工的时候,他一年可能只花几千块,现在作为城市居民了,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要求高了,也要买些家电家具,等等,这样他一年就可能花掉1万多元消费,净增了将近1万元,三四百万人就多三四百亿元。

  第二,这样农民工的待遇自然也得到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和人生境遇都会因此而改变。从这个意义上,就是中央说的,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在生产力方面也有重要意义。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相当于是生产关系的一种改革,它间接地、直接地推动了重庆进出口贸易、工业生产的大幅度提升。

  最近几年,重庆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每年一季度,重庆进出口都猛增70%到80%,到了二三四季度变平稳,然后全年下来涨个30%、40%。

  我们后来分析了原因,居然是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产生的红利。什么概念呢?中国沿海的开发区有一个“九三现象”:因为每年农民工要返乡过春节,全年12个月,沿海开发区只能9个多月开工,两三个月放假。

  每年春节期间,一两亿农民工回乡,工厂一停老板是损失的,他要保持市场销售就要准备两个月库存,如果放弃销售,就可能丢失市场,再抢回来也是损失。

  重庆搞了户籍制度改革之后,他看到重庆的工厂,所有的农民工居然是12个月工作制,除夕前一天放假,年初七上班,劳动力供应充足。既然是这样,每到12月底沿海开发区的出口定单大量转到了重庆,我们的进出口就狂涨。到3月份的时候沿海复工了,这些老板又把定单拿回去,到年底拿回来。就像抽水机一样的每年来一次,其中总会留下一块。这个概念很奇怪吧,说明生产关系调整促进生产力,“歪打正着”。

  财新记者:现在重庆900多万的农民工,500多万在重庆市打工,但是剩下的400多万还是到沿海地区。你在重庆给了这么一个政策,他们如果就在重庆就业,全年12个月都可以有工作,会不会吸引那400多万也回来?

  黄奇帆:那当然会回来。最近几年,在外打工的人比例就调过来了。四五年前我们是500多万人在市外打工,400多万人在重庆,然后呢,现在就变成500多万人在重庆,400多万在外面,倒过来了。再过三年,我相信会有600多万转移到城里,在外打工的300万。

  财新记者:外地农民来重庆打工给不给户籍呢?

  黄奇帆:照给,不管哪儿的人。不管是重庆的农民工,还是四川、贵州的,只要他到重庆企业里,重庆企业吸收了他,他愿意留在重庆,我们就给他户口。

  财新记者:进城农民工的地,政府会要吗?

  黄奇帆:那用不着,让农民工落户不是为了要他的地。大家有时候说农民工进城一个人要花十几万元的成本,中国三亿人进城就要30多万亿元,好像成本太高,搞不起,这是一个伪命题。

  全世界近百年的城市化,都是农民工进城,都没遇上这个财务问题,为什么我们会遇上?实际上,农民工进城不是老幼病残进城,而是年轻人为主体的人口红利进城。这十几万成本是他几十年打工产生的红利能够覆盖的,绰绰有余。

  我大体算过账。第一,每人十几万元成本里面,40%是企业要负担的,30%是政府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这一类的,还有30%是农民工自理。这个过程中,政府负担的一分,即使户口不进来,只要人在城里活动,道路交通就已经拥挤了,就要改善,政府不出也得出。企业对转户农民工,理应给予城里人同等待遇,这个成本应该支付。最后,农民工自己的那部分,本来也是在城市生活过程中需要支付的。也就是说,这个成本是在企业、政府、农民工之间按4:3:3比例分摊的。

  第二,每人十多万的成本不是一年拿出来,是农民工进城以后直到他退休前的十几年、二十年间逐年支出的,这样每年只要6000元、7000元,再在企业、政府、农民工之间按4:3:3的比例分摊,根本不是问题。

  财新记者:“地票”和农民工户籍政策是不是更加适合于像重庆这样的直辖市呢?

  黄奇帆:这要看城市的功能和定位。如果一座城市已经是2000万人口以上的金融商贸中心或者大都市,已经产生了巨大的GDP,再拉1000多万农民工搞工业是不合适的。如果还想搞几十年的工业,要拉1000万人进来,在你这里生存,就应该让他们落户。这件事不是主观上可进不可进,而是产业功能产生的一个客观条件,如果你真需要他就该让他进。

  一个城市该不该让人进来,怎么让人进来,有多少农民工进来,跟它的产业有关,这就叫做人口跟着产业走,产业跟着城市功能走。█

  相关采访视频详见财新网近期播出的《舒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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