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智慧老人杜润生引领民主二三事

2008年11月28日 21:19 来源于 caijing
杜老总说他只是一个“符号”。参来悟去,这个“符号”乃真共产党之谓也,真假不可不察之谓也

    时间如白驹过隙,2008年7月18日,杜老95岁华诞。惊回首,相知、相识、相随杜老28年过去,如穿越了时空隧道,弹指一挥间。杜老仍思维敏捷,但已行动迟缓,口齿吐字不甚清楚。马阿姨已不识人,只认杜老这相濡以沫的老伴。一丝惆怅,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我第一次与杜老有直接交流是1980年夏天。我和王小强参加杜老在万寿路宾馆主持的一个座谈会,在座的多是各省农口的领导,主题是基层干部问题。当时包产到户初露端倪,乍暖还寒。基层干群矛盾突出,发言者对基层干部颇多微词。杜老突然点将,“让在农村插过队的年青人说说。”小强和我只表述了一个观点:基层干部,是我们党在农村的惟一组织资源,体制正确时,干好事的是他们,体制错误时,干坏事的也可能是他们。除了他们,我们在农村不可能找到另外的替代力量。杜老投来赞许的眼光,鼓励我们继续讲。我补充说:“就像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是同一个孙悟空一样。”杜老嘿嘿地笑起来:“噢?你们年青人也这样认识?”显然是表扬。杜老拉着我们两个年青人与他同桌进餐。霍泛伯伯边吃边敲边鼓:“老杜啊,你不总想找一些有理论有实践的年青人共同搞调研吗?”杜老笑而不答,他要观察我们,考量我们。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这位智慧老人,也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说:“农民穷,中国穷,农民古代化,中国不可能现代化,谁要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忘记农民,谁就是数典忘祖!”一块巨大的磁石,只一次就吸引了我。
    随着我们这群年青人下乡调查的次数日多,我与这位智慧老人的交往日增。当时,包产到户方兴未艾,支持者与反对者的争论也呈白热化,两军对垒,非此即彼,黑白分明。文革虽已结束多年,但多数人仍是惯性思维,路线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调和的余地。
  八亿人,不斗行吗!杜老反之,十亿人,不斗就行。
  杜老主张“道并行而不悖”,见仁见智,互擅胜筹,汇合各方主张,相互容纳,各家见解虽有不同,但经过论辩,即为集思广益,必能激荡出完美的政策方向。可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对集体经营、包产到组和包干到户,杜老提出了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的公式。争论的双方也就此尽释前嫌,“相逢一笑泯恩仇”。从此,包产到户一发不可收,如燎原之势,而观点不同的人们,恐怕是第一次“道不同可同谋”,没有上纲上线,不受路线斗争之困。我亲耳听万里同志说过,为什么同样的道理,从我们口里说出,和从杜润生同志嘴里说出就不一样。话让他一讲,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能接受。这之后,实践中,产量说服了方向。
  杜老善用辩证法,而且如臂使指,将复杂的事物抽丝剥茧,提炼为哲人的理性。我随杜老到西安研究包产到户后,个体工商户如影随形地成长起来,出现私营企业雇工经营。“姓社姓资”的争论立刻出现。杜老不温不火,他提出改革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要多用归纳法,少用演绎法,到实践中去找答案,标准是被雇的农民工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结果是短短几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多种经营遍地开花,农业生产力高歌猛进。1980年-1986年,那是农村变革的黄金时代!
    杜老就是这样,在波澜不惊、有条不紊之中,推进历史的巨轮发生了石破天惊的变化,“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静悄悄地走下神坛,却未发生任何震动,这是何等的大手笔!
    有一次,随杜老到中南海汇报粮食问题。记得高小蒙还拿出数字模型证明,中央手中只要保持1280亿斤粮食,用保护价收购,剩下的所有粮食可完全放开,取消粮票,市场化经营。这就是“稳一块,活一块”的渐进改革模式。这时,一位中央领导说,你们年青人还这样保守,中央留一千亿斤足够了,剩下的全放开。话音刚落,一位青年人很冲动地说:“你们中央想什么呢?我们提的数据是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与反复测算出来的,不是拍脑袋!”这位中央领导马上向冲动的年青人走过来,拍着他的肩膀,和颜悦色地说:“你们慢慢说,我仔仔细细听,好吧。”
    走出中南海,我以为杜老会批评我们张狂。没想到,他老人家嘿嘿嘿地乐,并说:“我就是要让你们这些小家伙为我们这些老家伙投石问路。”
  进入2007年,杜老还是那么睿智。他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针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争论,一篇是由姚监复代笔,他老人家口述有关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历史还原。看了这两篇文章,我忍俊不禁。可谓人老成精,姜还是老的辣。有人说杜支持谢韬的观点,我看未必。引原文:题目是《理论思维活跃是民族振兴的喜庆气象》,好听又中肯。“一个党,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思维,一定会衰败下去。”切中时弊。中国什么样的产能都过剩,最大的危机是信仰危机,最稀缺的是理论再造。“有争论是好事,不同的观点,就是在不同方向上的探索,即使错了也不要紧。思想上的试错,可以代替行动上的试错。”大智慧而不失分寸。笔锋一转:“谢韬文中有一个地方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提法,口气硬了。不一定妥当。现在中国并没有出现民族危机。”看似轻轻提起,却一语中的。“什么是中国特色?首先是不要苏联特色,不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那么,要不要瑞典特色?瑞典是八百多万人口的小国,我们是13亿人口的大国,大国怎么搞?恐怕也不可能全盘接受瑞典模式。”结论已不言自明,杜老的大智慧,逢右必左,逢左必右,左派右派见杜老都皆大欢喜,但他又从不失原则,极高明而道中庸。
  对杜老另一篇耄耋之作,我从手头的《炎黄春秋》中未找到该期,但记忆深刻。杜老还原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历史的本来面貌,指出,无论是理论的彻底性,还是实践的完整性,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望其项背,无出其右者。今天仍是我们无法超越的指导思想和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初始点。事后在网上看到此文,将小标题摘抄如下: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根本前提;二、建国以来失误的根源是脱离了中国国情,错误地抛弃了新民主主义论,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三、解放思想,永不僵化,不被过去的错误的乌托邦式的声明所约束,坚定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
    如今,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取得政权,其领袖普拉昌达总理宣布,要在尼泊尔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由共产党领导在尼泊尔发展资本主义,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这不能不说是对这一理论的发明者的反讽。
    两篇短文,举重若轻,精心构筑,恢宏布局,深谋远虑,必胜战略,百折不挠,念念不忘,虽垂垂老矣,耳聋眼花,其人格魅力就在如何把中国的事办好。
    这十年,我和爱人王祺元经济条件好转,我们俩有更多的能力呵护两位最敬重的师长,一位是王耕今,去年96岁驾鹤西去;一位就是杜老,在他远离权力中心之后,我们与他和马阿姨越走越近。但无论你与他走多近,你永远无法改变他看问题的原则和角度,即使众口一词,杜老总有自己的说法,他一贯保持的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我特想影响杜老的思路,但从没成功过。而对人,他总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包括整过他的人。有时,我对杜老讲某人的问题,只要口出恶评,答案总是“这人有长处若干,那人肩膀很硬”。杜老批评人,你若没点悟性,还以为是表扬你呢。
    “中国仍要过好两关,市场关与民主关”。
    杜老老而弥坚且矢志不渝,殚思极虑而知白守黑,拨云见天而明察秋毫之末:“用市场机制激励人,用民主政治团结人。”两者缺一,改革便是焚琴煮鹤。现在的改革开放就是跛足的改革开放。
    最后,讲一件小事。十几年前,我随杜老到大连。调研之后,当地政府安排杜老参观一座新开张的购物中心。陪同人员向杜老推荐了许多高档商品,杜老一一婉拒,最后只给孙女选了一件小毛衣和一个铅笔盒。当我去结账时,磨破嘴皮人家就是不收钱。杜老看在眼里,当时没给任何人难堪。那时杜老的鼻炎很重,不断地需要纸巾,鼻子都擦红了,我将宾馆的湿方巾用塑料口袋准备了一堆,随时提供给杜老使用。回到宾馆,陪同人员渐次散去,杜老将我留下:“两件事你办得不够好,购物款马上送去;毛巾是宾馆的,公产带离宾馆就不妥。”儒雅清瘦,仙风似闲云野鹤,浑身上下没有一点烟火气味,说话绵软,未语先笑的杜老还会批评人?他把我批乐了。
    如小强所说,一眨眼过去30年,张木生退休(今年4月就该退,命令迟迟未下),“白丁”变苍头,转眼来到他们对我们充满期待的年纪。杜老谆谆教导我们,每年要为人民做一二件能上账的事。检讨自己,我很愧疚。
  洞微烛隐,虽马齿渐老,仍直言无忌。现在的什锦八宝粥之类的时贤,“因为是达官贵人,权豪势要,士流耆宿,富商名家,同样为观瞻所系,需要装点些勤政爱民,为富近仁,学高德厚,儒雅风流,所以在公众场合常常也要说些事先设计好的话,做些事先安排好的事,举手投足犹如做戏。这种事古已有之,所以戏台对联有‘大千世界无非傀儡之场,第一功名亦等俳优之戏’,点明了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这番道理。”
  难怪。毛泽东要“粪土当年万户侯”。
  杜老总说他自己只是一个“符号”。我常想这个“符号”是什么?参来悟去,乃真共产党之谓也,真假不可不察之谓也。■
  
作者为《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是中国改革开放前期积极参与政策建言的青年学人之一。

版面编辑:运维组

视听推荐

财新网主编精选版电邮 样例
财新网新闻版电邮全新升级!财新网主编精心编写,每个工作日定时投递,篇篇重磅,可信可引。
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