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情剑客无情剑

　　这个题目有点俗，但寻思半天，还只有用在这儿最合适。
　　本届奥运取消了男子花剑团体项目，于是四年前在雅典男子花剑团体赛中，因停下手让对手疗伤而痛失金牌的中国三剑客，就此再无来者可追。8月13日，看着来自广东的两名青年剑客无缘男花奖牌，我突然想起了四年前的那个愤怒的剑客——董兆致。
　　当时的董兆致住在一个城中村的准商品房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所谓小产权房，楼下停着他的长安小面包。那天早上初见他，雅典奥运还只过半程，已经结束了比赛的董早早归国，并从北京赶回广州看自己刚出生两天的女儿。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上门采访时还提了两桶婴幼儿奶粉。
　　那天，阿致已经对几天前的比赛无心再谈，他比较关心随之而来的退役将会如何改变自己的生活。他举了几个自己比较羡慕的榜样，分别是已经当上了广州市体育局副局长的关渭贞（前奥运会女子羽毛球亚军），在《羊城晚报》当了团委书记的陈小敏（前奥运会女子举重冠军），再一个就是在广州地标中信广场里开着西餐馆的彭伟国（前国家男子足球队队员），“他们都上岸了。”阿致还拿几个旧日青年队的队友对照一下自己，“他们当年醒目（粤语“聪明”之意），有单位来要时就去了，好几个现在都当了公务员，哪像我到了这个岁数还得盘算以后该怎么过。”
　　长得有点像吴镇宇的阿致是个喜怒形于色的人。他之所以发愁，是因为与领导相处不睦的他被告知退役后可能不会被安排做教练，而且已被多次催着交回单位分给他的一套房。提到房子，阿致当着我这个陌生人差点掉下泪，“当年这套房子明明是奖给我的，我妈当时已经不行了，她临死也没有看到儿子给她挣的房子。”
　　阿致的太太是在广州打工的外地人，收入不高，所以虽然每次去北京集训要受夫妻分离之苦，但因为每天会多出30元补贴，所以身兼广东女队教练的他，还是盼着能去集训。他打了十多年的比赛，所有的工资奖金便转化为这套小产权房和那部长安小面包。
　　送我离开这片城中村时，阿致指着门外肮脏的河涌说，我不能让我的女儿生长在这种地方。然后他问我，“如果我办一个击剑学校，创业应该没问题吧？”虽然和其他运动员一样，阿致也有着一张大学管理学本科文凭，但阿致好像并没有凭此去“揾食”的信心。
　　2008年5月，当北京奥运会火炬传到广州时，我在电视上看到，阿致成了最后一棒火炬手，看上去他笑得很开心。我查了查报纸，原来这四年里他运作得不错，当上了广州某区的体校副校长，在广州最贵的珠江新城地段置业——他曾经所担心的一切，诸如职业、房子的忧患都没有爆发。
　　。曾经对后半生满腹忧虑的阿致得到了一个颇为“圆满”的结局，圆满得甚至超出了他原先的预测。
　　只是不知道，在庞大的运动员群体中，这样结局出现的概率会有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