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的和说出的

　　
　　
历史的二律背反
　　几年前，在民盟碰到张冠生，他告诉我，正在做沈公的口述。沈公，即文化界无人不知的沈昌文。
　　三个月前，收到花城出版社秦颖先生的邮件，说有一部他盯了三四年的书稿，终于要出版了。打开一看，赫然是张冠生整理、沈昌文口述的《知道》。书稿不长，不消一个小时后就可以看完，但可堪玩味之处甚多，我读此书，思维常常跳到书外。
　　近年来，口述历史大行其道，人们也喜欢读，大概是因为这种以大时代大事件为背景的私人记忆，推翻了大时代大背景的历史叙述范式。丰盈的细节总是容易打动人。
　　我亦如是。但是，对于这一类题材，我的警惕与欢喜参半。我总是固执地认为人在回忆时难免粉饰——粉饰自己或者别人。这方面，沈昌文也不能免俗。说到1945年到1951年的学徒生涯，沈公表示当时“接触了很多共产党人”，还提出“要跟他们走”，但是他们的回复是“你还是留在上海的作用更大。”这个句式很熟悉，但还是令人心生疑窦：1945年到1951年，沈昌文不过是个14岁到20岁之间的孩子，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呢？这样讲，并非对沈先生不恭，我相信沈先生记忆真实，而且大概不止一次对别人说起这段往事。但情况有可能是，沈先生当时在上海接触的，是共产党的外围人物或者非核心人物。做这样的猜测，是因为历史上有前例可揆：当年范长江要求离开《大公报》和共产党走时，得到的也是这样的答复。时境虽然不同，性质却极为相似。从两个人之后的境遇来看，可以推断到两人异时异地接触到共产党人的不同。
　　这就是记忆的放大处。但若因此，不相信一切回忆，则是因噎废食。历史的延续，正是靠这口耳相传的记忆和记录。这是关于历史的二律背反。由此推想，我们看到的历史，要么被粉饰，要么被放大，要么被缩小，当然，这些都与沈先生这本书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