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棒球政治化到政治棒球化

5月28日，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前往北京奥运场馆之一的五棵松棒球场进行参观。吴伯雄现场获赠球场比赛开出的第一枚棒球作为纪念。

　　胡锦涛访日继续施展“乒乓外交”，而国民党主席吴伯雄访问大陆，当然要利用一下棒球。他在大陆普及了一个棒球术语——“暴投”。“暴投”本意是一种失误，指偏离本垒板而导致接手无法接住投球。吴伯雄说：盼望两岸关系发展也会一切顺利，不会“暴投”。
　　用棒球术语来比喻政治，是近些年来台湾政坛的时尚。棒球是台湾人的挚爱，有台湾人的地方就有棒球。台湾的政客或多或少小时候都打过棒球。吴伯雄的棒球资历要比马英九显赫，他少时曾获桃园县棒球冠军。
　　台北媒体和街头，随处可见王建民的投手英姿令我恍然想起小时候听到的“敌台广播”，娇声微喘的播音员堪称邓丽君靡靡之音的先声。现在我只记得那个“美女蛇特务”的两句开头，一句是“亲爱的大陆同胞……”，听得你鸡皮疙瘩顿起；一句是“中华少棒队……”——那时，“敌台”成天开口闭口“中华少棒队”，而无知的我等搞不清“少棒”是个什么玩意儿。“帝国主义”搞“大棒政策”，国民党搞“少棒政策”未免自作多情，因为大陆同胞不知棒球为何物，少棒队远远不如后来的小虎队管用。
　　直到2007年，我才生平第一次看到棒球赛，且就在棒球圣地纽约扬基体育场，自然也就看到了台湾巨星王建民。王建民这个大陆体育迷都颇为陌生的名字，在台湾与“台湾之光”这四个字相等同，其声望非任何影艺明星可比拟。去年《中国时报》的民意调查表明，在“台湾男性代表人物”评选中，王建民力压王永庆、郭台铭等大老板而名列第一。王建民是惟一可以叫板马英九的超级师奶杀手，这就是为什么马英九也经常要耍一耍“大棒”政策，以谈论棒球、谈论王建民为荣。只不过，王几乎从不表明政治立场。
　　台湾出版过一本Oliver Chin写的《姚明：美国最有名的华人》。在美国，最有名的华人实际上有两个——姚明和王建民。姚明在NBA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还是强过王建民在MLB。以年薪而言，王建民在扬基（台译为“洋基”）仅排在队中第13位，为400万美元，不到基德（年薪2180万美元）的五分之一。台湾人在棒球之外对篮球也热衷，台湾会出版关于姚明的书，但很难设想，大陆会出关于王建民的书。王在台的广告代言地位相当于姚明和刘翔在大陆。但总的来看，限于棒球在大陆尚未普及的现状，王建民的广告收入尚难以和姚、刘相比。
　　虽然王建民言语流露的个人魅力似不如姚明及刘翔，但“王建民”在台湾俨然已成为一门超越体育的“杂学”——励志、金融、管理……都喜欢扯上他。这几天刚出版了一本《赛局赢家：托瑞的洋基管理学》——托瑞是扬基教头。很难设想会有一本“赛局赢家：阿德尔曼的火箭管理学”。
　　棒球君临台湾体育之巅，甚至可以说是“台湾之魂”。所谓“只要有棒球的地方就有台湾人，只要有台湾人的地方就有棒球”，台湾人对棒球的痴迷程度超过了大陆人对于乒乓球之热爱。在冷战时代，“棒球外交”和“乒乓外交”一样成为体育政治化的例子。棒球明星在历史上一直扮演“民族英雄”的角色——这是演艺明星所担当不了的。台湾在日本和美国的影响下发展起棒球运动，而棒球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在台湾却扮演了一个“棒打洋人”“横扫日美”的民族主义角色。大棒成为民族主义至高无上的利器，棒球折射了台湾历史的变迁，也映照了历史的吊诡。台湾棒球崛起、称霸，上个世纪70年代号称“拿不完的冠军”，1974年，三支球队先后在美国拿下“世界冠军”，完成“三冠王”霸业。这与其经济的腾飞恰好同步。
　　1965年，日本职棒华人巨星王贞治访台；1968年，红叶少棒队战胜世界冠军日本和歌山，极大地渲泄了台湾的民族主义情感，并几乎以“全民动员”的方式掀起棒球狂潮。一到大赛，台湾全岛守着电视机和收音机，一赢球遍彻鞭炮声；球队凯旋，几十万民众上街迎接。台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棒球精神”，犹如大陆80年代的“女排精神”。
　　1971年，台湾巨人少棒队在美国威廉波特迎战美国队，许金龙大战麦克林登的故事完全被演绎成李小龙电影的现实版。倒霉的麦克林登因为在对手连连得分后嚎啕大哭，不幸被当成了“美帝”的脆弱象征，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台湾棒球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开始走下坡路，但仍有几次重大胜利：1984年洛杉矶奥运棒球表演赛铜牌，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棒球首次被列入正式项目）银牌，2001年在台湾举办的第34届“世界杯”棒球赛铜牌。在今年3月的奥运预选赛上，中国台北队顺利晋级，他们在北京奥运会的目标是夺得奖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王建民基本上不会参加。
　　万千宠爱集于一身的棒球，在台湾眼下其实处于低谷。但棒球在台湾从来并非什么“出污泥而不染”的仙物。台湾棒球的很多负面和阴暗面，与大陆体育尤其是大陆足球大有相似之处。首先是虚报年龄乃至冒名顶替的丑闻，从红叶、金龙少棒年代开始接连不断，岛内比赛中也屡有“放水”、打假球的丑闻。在那个年代，民族主义压倒一切，丑闻甚至被禁止曝光。
　　台湾棒球1990年开始职业化，赌球也随之变得“职业化”。1997年、2001年、2005年三次赌球丑闻，沉重打击了台湾职棒运动。本来在2001年主办“世界杯”并夺得铜牌后，台湾棒球重新复苏，但2005年再度爆发赌球丑闻后，观众人数一蹶不振。大家越来越痴迷王建民和MLB，对本土比赛热情衰退。
　　台湾职棒赌球和假球的一大黑手是黑帮势力。1996年8月3日，“兄弟象队”的一帮球员被黑道押至台中一家酒店。其中，队员吴复连因对黑道大哥“说话不礼貌”，被用枪托击破头，现今中国台北队总教练洪一中当时也在场被枪指恐吓。1997年8月3日，两名黑帮分子扣押七名“虎队”球员，指责球员“放水”导致他们狂输3000万台币，并掌掴美国外援戈登，兼用枪恐吓。魂飞魄散的戈登等人连薪水都没领就直接逃回美国。当时另一名外援宝力多后来曾回忆台湾黑帮的恐怖：“他们拉我到饭店，打开一个手提箱，里边是上百万台币。我双腿发抖，我说我不能加入，我是为了家人而打球。”
　　然而，当局对此并非无所作为，早在1969年，“司法”便介入了。比如1969年红叶少棒神话背后有当时并不为人所知的内幕：“红叶”因伪造文书和球员超龄被秘密惩处，校长、教练和管理三人均被判处一年徒刑，缓期两年。1997年9月10日，法院一气判定23名球员有罪，其中“时报鹰队”几乎全军覆没——20名球员被判八个月到两年半的有期徒刑，史称“台湾棒球最黑暗的一日”。
　　棒球始终牵动着进步与腐败交替的台湾社会的神经。今年3月，台湾选举进展如火如荼之时，恰逢中国台北队正在竞逐奥运资格，政治和棒球再一次结缘，蓝绿双方纷纷借棒球造势。台湾已从“棒球政治化”时代进入“政治棒球化”时代。政治变得越来越透明、娱乐和八卦，也更加“棒球”——政客们动不动就像歌星一样对粉丝高呼：“你们是最‘棒’的人！”
　　到台北当晚，当地朋友约我到一家“巫云”酒吧，指就在谢长廷的“青年逆转总部”附近。但结果是我遍寻不见。后来朋友向我道歉——原来在谢长廷败后，他的“青年逆转总部”人去楼空，已变成了一家Bossini（堡狮龙）。
　　政客如过客，唯棒球永恒。从棒球政治化到政治棒球化，这是台湾历史的进步。台湾人的“奥运梦”首先是棒球梦，台湾人必将把北京五棵松棒球场当成他们的棒球圣地。台湾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吴经国希望届时1.2万个座位都能坐满，希望大陆球迷一起为台湾选手加油。此次吴伯雄来访，胡锦涛对他说，“这里就是你们的主场……大陆观众肯定会为你们助威”。
　　台北圆山山脚下是棒球的圣地。从龙腾虎跃的棒球场望过去，可见宋美龄钦造的圆山大饭店，蒋经国的官邸则在圆山的绿荫之中……想当年，他们也曾远眺这片棒球场，曾经挥舞过那一根冷战的热棒。但，“棒球梦”就是台湾梦。■

　　作者系乐评人、专栏作家，长年撰写体育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