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拨乱反正

薛暮桥撰写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曾在理论上为经济政策上的“拨乱反正”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并预示了经济改革时代的到来

纠“左”冲禁区
　　薛暮桥是中国经济问题专家。一位学者曾对福特基金会的美国人说，你要想了解中国的经济问题，你就必须读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这本于1979年年底出版的书，曾被中宣部定为干部必读的书籍，先后发行了近一千万册。可能很多人家里至今还保存着这本书，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本书的写作经历了多少挫折和自我否定。
　　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中，他系统地批判了建国20多年来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在当时认识的基础上，批判了计划经济体制。从书中，读者可以看出他不断思索、不断追求、勇于否定自己的精神。他从1948年在西柏坡时，就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始筹备建立新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直到“文革”被打倒，他一直在计划经济体制里辛勤地工作，为建立和完善这个体制呕心沥血。正因为如此，他也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着切身的体验。17年间(1949—1966年)，他曾有过两三次对计划体制委婉的批评，但都因形势所迫，一露头就收了回来。即便如此，也付出了一些政治上的代价。1976年，“文革”结束后，他终于摆脱了“左”倾思潮的束缚，开始一步一步地系统深入批判计划经济体制。
　　谈到写书，大概要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那时，中宣部曾有意让薛暮桥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于当时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再加上公务繁忙，这件事从未提上日程。尽管如此，写本教科书的想法一直萦绕在他心头。“文革”后期，他随国家计委机关去了“五七干校”。初期劳动改造的热潮过去之后，干校的生活相对平静，这时，他就想起了心头之事。于是，劳动之余，他坐在小马扎上、伏在床上，开始了教科书的写作。他写了一稿又一稿，每一稿写完，他都把稿纸用线装订好，再做好封面、封底，然后悉心用一块黑底红花的头巾包好。我去干校探亲时，看见他埋头写作，看见他笨手笨脚地装订稿纸，心里只觉得他那么老实，只会读书，还如此备受造反派的折磨。那时我还小，对他心底的追求并不明白。从干校回到北京时，行装中他最呵护的，就是那个黑底红花头巾包着的小包。当然，最终那些在干校写的东西都被否定了，写本教科书的想法也被放弃。“文革”结束后，他决定写一本总结历史经验的书，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
　　在当时“凡是论”盛行的情况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批判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的“左”倾思潮，纠正“左”的错误，还是一个不准逾越的“禁区”。因为这是同毛泽东1957年以后一些错误相联系的。要冲这个“禁区”，实非易事。
　　1978年，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体现“洋跃进”思想的“十年发展规划”。他从会场回家后，拍着椅子的扶手失声痛哭起来。他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向中央领导倾诉意见。1978年4月，他写信给邓小平、李先念。这封信主要谈了三个问题：第一是关于农轻重比例和如何把农业搞上去的问题。在谈了农业发展缓慢和农民生活困难的情况后，他说，“所以产生这种情况，除大办人民公社外”，主要是“实行了一系列过‘左’的政策，使农民对集体经济的积极性受到严重的损害”。第二是有关综合平衡和计划管理体制问题。第三是总结历史经验问题。“为着迎接新的建设高潮，需要认真总结过去28年的经验教训，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和接着所做调整工作的经验教训。这一次经济发展的大曲折，给我们很深刻的印象。”当时，大家对于总结“三面红旗”的教训仍然心有余悸，把这当作“禁区”不敢问津；要总结“大跃进”以前经济工作的教训更是不可思议。因此，他在信中说，“如果没有中央负责同志出来说话，是很难打破这个‘禁区’的。”“我提出这个问题，估计是会受到许多同志批评的，”“希望你们予以指示。”
　　这封信发出后，不少人为薛暮桥捏把汗。计委研究所有位借调来的同志感到害怕，表示决不参加冲“禁区”。不久，《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实际上是对党的思想路线的讨论，在全国逐步展开。他受到鼓舞，下决心闯“禁区”。他认定，总结20多年经验教训、批评“左”倾错误，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需要写出系统的论著。

20多年思考 三个月爆发
　　1978年10月，他向计委党组提出报告，要求组织一个小班子到外地去写书。计委党组批准了。参加这个写书班子的成员有苏星、吴凯泰、何建章、余学本。这年11月，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他们到杭州去开始写书。要在几个月内写出这样一本书来，要下很大的决心。他们规定，上午8时—12时，下午2时—6时为写作时间。他自己带头，一直严格遵守。
　　12月下旬，他们读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这是一个天大的喜讯。他觉得，自己写这一本书虽然晚了一点，但是肯定能起作用。他要为中央这个决定在理论上做一些宣传。他写作的时间更加紧凑了。写作班子的几个人看，他一个人写。几个人刚看完，他新的一部分就又来了。大家你争我赶。
　　仅仅花了三个月，他们就写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第七稿。这期间，经过元旦和春节，他们连过年过节也全都忘记了。
　　这本书着重探讨的是下列一些问题：
　　首先是要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过去20多年，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很不完全、很不深刻，屡次受到惩罚。今天应当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提高认识，并且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使之不断进步。
　　其次，他想系统论证：过去20多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多次遭受挫折，是因为我们从“左”的方面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犯了“左”倾错误。
　　第一，他批评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急于过渡的错误。在第一章中，他首次公开论述了一个观点，认为现在历史“向我们提出一个新的问题，社会主义是否也需要分几个阶段？”在小生产广泛存在的国家，“社会主义存在一个低级阶段，我国现在正处于这个阶段。”这个观点是1959年，他参加刘少奇在海南岛组织的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会时提出的观点。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低级阶段”并没有达到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初级阶段”的水平，只是初步探索。那时主要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除全民所有制外，还广泛存在集体所有制，而且今后集体所有制应当有所发展；当时还没有提高到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地位条件下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水平，但是，这一的观点在当时已是理论上的突破。由于当时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只是在四川、安徽两省少数地方试点，那本书初版还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当时，他主要批评了1958年以来“一大二公”的错误指导思想，批评一而再、再而三地急于“提高公有化程度”的错误。这些错误根本违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生产发展受到严重损害。对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包括“三大改造”的某些做法，他当时已产生了怀疑，但是，一来还没有形成清晰的看法，二来受到当时政策的约束，所以，没有展开讨论。因此，这本书基本上还是保持着“拨乱反正”的基调。
　　第二，批判违背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受战争年代供给制和传统平均主义思想影响，按劳分配实际上没有认真贯彻。三年“大跃进”和十年“文革”期间，更进一步歪曲甚至否定按劳分配原则，实际工作中平均主义盛行。这本书在批判这些错误时，进一步探讨按劳分配的依据。他提出了劳动力归劳动者个人所有问题。当时在个人所有前还加有“部分地”三个字，不久，他主张这三个字也应取消。
　　第三，批评过去在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问题上的错误。他力图从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存在的必然性，指出正确利用价值规律的重要性，并对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提出初步设想。
　　对于价值规律，我国流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体上是这样表达的，“价值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量，各种商品必须按照它的价值互相交换。”他在书中提出了新的解释：要全面认识价值规律，必须认识它的运动状态。由于供求关系变化，各种商品的价格常常高于或者低于它的价值，价格偏离价值，引起供求关系变化，导致价格向另一方向变动。实际上，价值规律是通过价格以价值为中心上下波动来实现的。他认为，规律是事物的运动规律，价值规律应当把供求规律包括在内。
　　第四，批评急于求成、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违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的错误。
　　在批判20多年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强调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基础上，这本书也尝试对经济体制的改革作出初步探索。他说：“我国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基本上是学习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所采取的办法。它的特点是片面强调高度集中统一，”“按行政系统、行政层次，主要用行政办法进行管理。”在这种体制下，企业成了“钟表中的一个零件，不会自己活动，要靠一个发条来推动；而不是有机体中的一个细胞，有自己的生命力，能够自己生长繁殖。”他认为，“我们要尽量少用行政命令来干涉企业的经济活动。”他主张，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计划只能规定经济发展的方向、主要比例，不能规定细则，否则会把经济管死。”“要使企业摆脱那种拨一拨，动一动的‘算盘珠’状态，使它们有充沛的活力。”他还主张，“多利用经济手段来调节企业的经济活动。”所谓经济手段，主要是“税收政策，价格政策，物资供应政策，投资政策，信贷政策”。这些意见，都还不太成熟，还没有作充分论述，特别是还没有涉及一个根本性问题，即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这个问题在1979年至1980年还刚刚开始在内部展开讨论。
　　1979年春节后，他回到北京，立即把印好的初稿分送给国内知名经济理论工作者。在一个多月时间内，他们收到近百封回信，提出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4月初，他又带领原班人马去无锡，住在太湖饭店，按照原来的作息时间，埋头工作。

发行千万册的“干部必读”
　　此书在无锡修改了约两个月，回北京征求意见。7月末，他又到青岛最后定稿，于8月底完成，立即送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一版就与读者见面了。第一版印刷5万册，不到两个月就抢购一空。他们又修订了第二版，对改革提出了具体建议。日本《经济新闻》发表一条消息说：中国有一本书，跑遍全北京都买不到，这就是薛暮桥所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北京各经济机关、公司和各国大使馆都想买，也买不到。这条新闻曾由《参考消息》转载。“文革”前长期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推荐这本书作为干部必读材料和高等院校经济系的教科书。人民出版社大量翻印，共印300万册，仍然满足不了需要。于是，人民出版社提供纸型，让各省、市、自治区人民出版社翻印。一年内重印12次。在三年时间中，总销量接近1000万册。与此同时，外文出版社翻译成日、英、法、西班牙四种文字出版，日本还出版了自行翻译的日文本。自己翻译出版这本书的，还有前联邦德国、南斯拉夫等。
　　此书应该说是薛暮桥二十余年不断探索、不断自我扬弃的成果。正如他1987年致董辅礽信中所述：“第一稿写于“牛棚”，当时准许阅读的只有四卷毛选，连我自己过去的著作都没有。由于条件困难，只写了六万字。第二稿写于出牛棚后，第三稿写于干校，条件仍很困难，连桌子都没有。第四五稿写于干校回来，尚未恢复工作的时候，所以，只能像以前几稿一样亲手复写。第六稿已恢复工作（计委经济研究所顾问），已有条件打印。第七稿先在杭州写了三月，后在无锡修改两月，最后在青岛修改一月然后出版。”
　　对于终于付梓的第七稿，他自述道，开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会前夕，完成于会议闭幕以后，所以，基本上摆脱了“极左”影响。但是，改革刚开始，思想仍未完全解放，所以，过了两年就加上一个“跋”来说明新的变化。1983年花大力改写“修订本”，1986年又再写一个“跋”来说明近三年的变化。他充满感慨地说：“这本书的前后十稿和两个‘跋’，不但反映我个人思想的变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时代的变化。我当然不能不受时代的影响，可以自慰的是，经常走在时代的前列，有些方面还起了一点‘开路先锋’的作用。”
　　此书在相当大范围内批判了当时泛滥全国的“左”倾思潮，所以，出版后几年内，曾经获得广泛的好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迅速推进。短短几年内，农村中改变了人民公社制度，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重经营体制，在这方面，这本书已经落在实践的后面。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条件已经具备”，决定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改革就在全国范围迅猛铺开。实践的发展，渐渐超过了这本书的观点。到党的十四大提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此书已失去了指导作用。但是，在70年代末，此书曾在理论上为经济政策上的“拨乱反正”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并预示了经济改革时代的到来。

“暮年犹望立新功”
　　他对中国经济问题的了解，完全来自实际工作和不断的调查。我们家里有很多经济学的书，但是，他很少读这些书，他阅读的东西一般都是国民经济统计资料、调查研究报告等从实际中来的文字。他写作时，桌子上除了一本稿纸、一支笔，就是一本统计资料。到外地去写书，就带半箱子稿纸，一把笔，一本统计资料，所要写下的一切都在他的脑子里。他在1975年恢复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到基层去调查研究。他分两次去了山东、江苏、安徽三个省，在对“文革”后的国民经济情况作了深入了解之后，才动笔撰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在安徽的见闻让他感触很深。搞了20多年，老百姓还那么穷，他是非常内疚的。
　　他那时已经75岁了。这个年纪的人很容易守旧，而他能够对他自己过去做的工作作出反思，进行批判，坦率地说自己这么多年做的是不对的，这点是很不容易的。薛暮桥这个老牌的国家计委副主任，站出来批评自己过去从事的事业，否定计划经济体制，不但体现了他不断探索、勇于批判的精神，也更使这种批评和否定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正像调研时他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旧址写得那样，“几经风霜存傲骨，暮年犹望立新功”。
　　1980年后，他更是亲身参加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工作中，任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同年夏天，由体改办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明确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这个“初步意见”和他代表体改办在各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上作的“说明”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是，从改革的历史来看，可以说是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对于薛暮桥在学术上的成就和治学精神，吴敬琏老师有着非常经典的概括。他在《薛暮桥回忆录•再版序言》中说，“思考的结果使年届七十的薛老大彻大悟，为思想和生活找到了新的方向。……他思想活跃，不固执于自己的老经验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旧教条，而是与时俱进，唯真理是从。”他还举例说，薛暮桥曾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是计划经济时代“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物价工作方针的忠实执行者。但是，当他认识到市场经济需要在竞争中自由浮动价格体系时，便主张“打破僵化的价格体系”，实现价格制度的改革。更加重要的是，他在80年代初期就提出中国改革应当市场取向。以后虽然多次受到批评指责，却始终坚持，不改初衷。

　　薛暮桥：曾任中央财经委秘书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作者系薛暮桥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