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改革而言，资本市场的创立突破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它遵循“拿来主义”，借鉴了国外成熟市场的经验，起点很高
一群年轻留学生的梦想
1980年，我到美国读书，先在纽约皇后学院学习政治和国际关系，后来又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金融。
哥大国际金融专业实力强于哈佛，很多大人物都在我们系执教。学习之余，我在《华侨日报》开设了经济专栏，主要写美国如何看待中国。那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由农村转入城市，中国社会正发生剧烈变革。我以留学生和记者的身份关注这场变革，并准备为国家的经济改革做些实事。
留美期间，我们发起组织了一个中国旅美商学会，简称CBA。当年旅美的中国留学生有三大会：经济学会、科技学会，再就是CBA。CBA里主要是攻读商科的学生。大伙时常聚会，参政议政意识很强，都希望能为祖国做点事情。
CBA人才济济，包括高西庆、李青原、王巍、刘二飞等活跃分子。CBA在国内青年中也产生了影响，比如，王岐山、周小川、张晓彬、张绍杰、周其仁等，与CBA都有联系。当时，北京还有一个青年经济学会，周小川、马凯、楼继伟、宫著铭都是会员。我们认为经济发展有三个要素市场：劳动力、原材料和资本。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资本奇缺，因此，建立资本市场的任务很紧迫。这些青年学者早就对建立证券交易市场跃跃欲试，探讨时一拍即合。我们称自己是“促进中国证券发展委员会”，能到场的每月小聚一次，热情畅议建立资本市场。
研究生毕业后，我被纽约股票交易所录用，在经济研究部作分析师。1987年的10月19日，我目睹了纽约股市有史以来最大的暴跌。
1988年3月，我和高西庆、王巍执笔，联合李青原、刘二飞、茅桐、王大伟、盛溢，八人合作，写成了《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这是我们为建立中国证券市场提出的设想。
可是，上世纪80年代，别说股票，连股份制企业都少见，更别提《证券法》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都还处于拓荒阶段。我们认为，应当考虑三五年后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并未雨绸缪地建立资本市场，为从内资企业参与，到合资企业参与乃至国际企业参与这一必然过程准备条件。
当时，高西庆在华尔街上有名的Mudge Rose律师事务所作律师，我在华尔街的纽约股票交易所工作。但是，当老板表扬我工作有成绩时，我感到不是很舒服，我心里在想：我在这里干，到底是为了什么？根据我从小受的教育，我觉得还是应当回去，利用所学的知识为国家做些工作。我在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老板，时任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总经济师罗杰·库巴里奇也对我说：“王，回中国去！你的作用将是不可替代的。”
因为知道事业的艰难，我和高西庆都没拿绿卡，自绝后路。
1988年6月，我回到中国。刚开始确实很难，要游说体改委、政改办，还有一些大公司，复印、查资料、开会，高西庆都得自己掏腰包。俩人一人一辆自行车，东骑西骑，四处奔波。幸好是在美国认识了张晓彬，他当时是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总经理，他赞助了我们十万元。
我觉得，人往往是被预期所趋使，开始想难点好，说不定末了事儿就成功了。所以，我俩痛下决心，如果五年以后干不成，他在东边修自行车，我在西边卖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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