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经济学与中国改革

有些人动辄把经济学家划分为这样或那样的“派别”，这对于经济学人之间的良好关系和正常学术环境的形成是十分有害的，应当受到一切正直的经济学家的抵制。

　　回顾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走过的历程，我深深地为中国这三十年来所取得的进步感到自豪。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人，我也想与经济学界朋友们共同回顾改革的历程及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在其中的作用，从而明确我们作为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每当我参加经济学界同仁们自由交流、砥砺学术的盛会，我常常会不禁回想起1977年，为了拨乱反正，我的两位老师于光远教授和苏绍智教授发起的四次“按劳分配讨沦会”。那时，经济学家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思想禁锢，但是所表现出来的真诚热情和理论勇气令人难以忘怀。中国经济学家对许多问题的批判性思考，正是从那时开始起步的。
  
中国经济学家在改革中成长
　　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在“左”的政治路线的统治下受到了致命的摧残。它是在改革中获得重生的。
　　不过，即使在那风雨如磐的时代里，经济学家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
　　顾准是在中国经济学发展史中提出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人。他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左”风肆虐的日子里力排众议，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是废除了市场制度。因此，为了提高效率，社会主义可以选择的经济体制，是由企业根据市场价格的自发涨落来作出决策。在那样的年代有这样的独立而深刻的思想，是非常了不起的。可惜的是，他旋即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的学术观点更被断定为异端邪说，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湮没无闻。
　　在1956年以后的2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提出的“放权让利”，特别是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方针为指导的，这种“体制下放”的改革思路对往后的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体制下放”的思路首先提出批评的是经济学家孙冶方。他在1961年后多次指出，经济管理体制的中心问题，不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而是“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的企业的权力、责任和它们同国家的关系问题，也即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问题。”孙冶方主张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架下扩大企业自主权，或者说向企业放权让利。然而即使这样的主张也不能见容于当局。所以他在提出上述观点后不久，就被说成是“比利别尔曼还利别尔曼”的“修正主义者”而受到批判和迫害。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政策的“拨乱反正”中，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领导人认同孙冶方的经济思想，认为应当把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和提高企业活力放在改革的中心地位。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的微观改革的最著名的倡导者还有马洪、蒋一苇。例如，马洪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要从扩大企业自主权人手”，扩大企业在人、财、物和计划等方面的决策权力的主张，就在国有企业领导人的热烈支持下得到了一些政府领导人的采纳。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讨论经济改革问题时对放权让利做了较之1958年和1970年的行政性分权更宽泛的解释。全会公报指出，旧经济体制的“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当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以便“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另外一些经济学家思考的范围比企业改革更宽。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国际交往的扩大，我国改革理论已经逐渐超越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实际措施的范围，形成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核心的整套观点和政策主张。当时改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薛暮桥、杜润生、廖季立、刘明夫等老一辈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领导人。例如，中国左翼经济学界的宿将、解放后又长期担任中央政府经济领导工作的薛暮桥在1979年出版的、对当时的改革思想发生了重大影响的著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中指出，中国经济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二：“一是企业(包括集体经济单位)管理制度的改革，使企业成为有活力的基层经营管理单位；另一个是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使它更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所谓“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经济体制，就是当时被婉转地称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市场制度。
　　长期在意识形态部门工作的于光远从恢复马克思主义原义的角度批评斯大林模式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他和他的追随者更多地倾向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提出的“企业自治”和“社会所有制”的经济体制。
　　应当承认，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并不是按照经济学家的某种理论指引进行，而是由千百万农民在明智的政治家的保护和支持下赢得了在“包”(即租)来的公有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家庭农场的权力，从而迈出了扎扎实实的第一步。但是即使在这一时期，经济学家为农民私有农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所做的理论论证和消除政治障碍的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其中，杜润生和一大批集结在他周围的年轻经济学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杜润生长期从事农村经济研究，曾经辅佐过被毛泽东批评为“十年一贯制”地“右倾”的中国农村工作领导人邓子恢。他广泛吸收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主张建立市场制度，从80年代初期推行农村承包制开始在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
　　在党政领导机关工作的经济学家，也运用他们的理论知识和政治智慧，为争取改革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做了努力。例如，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组长的林子力的《论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书，就为承包制做了系统论证。他还在参与政府文件起草时援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设定的一个算例，用以论证个体工商业者雇工8人以下仍旧不是以占有他人劳动作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因而保持着个体劳动者的身份。这种说法在政治上获得通过，雇工在8人以下，成为划分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界线，为城镇私有小企业争得了某些合法生存的空间。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农民所熟悉的家庭农场已经通过“包产到户”的形式得到恢复，城镇民营工商业也开始成长，如何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以便建立现代市场制度的问题便提到了人们的面前。
　　“摸着石头过河”常常被称作“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战略”。以中国改革的实际来检验，这个论断是值得怀疑的。如果说恢复家庭农场制度只需要农民对千百年相传耕作制度的切身体验和掌握实际权力的官员的政治睿智就足够了，那么，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则是另一回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一种经过几百年演变形成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如果完全依靠自发的演进，它的建立和建设至少需要几十、上百年的光阴。要通过改革行动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把这一系统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没有对反映这一系统运动规律的现代经济科学的深切把握，没有改革行动的自觉性，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
　　然而由于在“左”的路线下经济学备受摧残，使其完全不具备为经济制度的这一革命性演进提供理论支撑的能力。
　　我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上大学的。一年以后，英语课程被取消了，理论经济学课程也被取消了。高校经济类课程只开设“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研究”等，采用的是苏联教材。在1957年“帮助党整风”的运动中，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呼吁克服那种以引证训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搬运转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代替科学创新的不良学风，吸收现代经济学的积极成果，发展我国的经济科学，却被说成“向党猖狂进攻”；提出意见的学者也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就使不少经济学家把进行经济学研究视为畏途。在那以后，经济学就变成了现行政策的描述或颂歌，学者的言论如果违反苏联教条或者不符合现行政策，即使不被扣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帽子，也会被指摘为“严重脱离中国实际”。“西方经济学”从此在中国销声匿迹。即使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部分高等学校恢复了一些“西方经济学”专题讲座式的课程，现代经济学也经常是被当做批判的靶子，谈不上作为理论基准和分析工具来加以运用。
　　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号召下，中国经济学家逐渐恢复了与世界经济学界的联系，并运用过去曾被视为洪水猛兽的现代经济学原理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老一代经济学家如薛暮桥、刘明夫等提出了发挥市场的作用和建立“商品经济”的改革主张。许多年轻的经济学家热心于补习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希望从中汲取新鲜知识来思考我们自己的问题。
　　更大的冲击来自1980～1981年间已经移居西方的两位东欧的改革经济学家W．布鲁斯和O．锡克的讲学。在当时中国经济学家还停留在把改革看作一组旨在“调动积极性”的政策措施时，他们把改革作为经济系统的跃迁过程来分析，使许多人耳目一新”。由此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产生了系统学习现代经济学，提升学术水平的愿望。在北京大学等重要学府中重新开设了现代经济学课程。同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开始了创建比较经济学学科的努力。经济学家刘国光、董辅扔、赵人伟、荣敬本等都为这方面的进展做出了贡献。
　　在对现代经济学进行再学习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学家逐渐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工具，用以分析和评估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并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政策提出有科学依据的建议。
　　
经济学在中国市场制度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
　　纵观中国改革的整个历程，可以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每一次重大的推进，都与我们对现代经济科学认识的深化有关。
　　否定经济科学对于我国改革的意义的论据之一，是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完全自发的演进过程，人们的自觉努力，包括经济学的理论思维都不可能对这种自然演进过程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论据之二，是所谓“中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西方理论不符合中国国情”，所以在80年代流行过一句话，叫做“不能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的实际”。其实，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到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走上比较自觉地进行的轨道，我国改革和发展走过的弯路倒是应了凯恩斯的一句话：“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的奴隶。”
　　我想列举在中国转型时期，经济学理论发挥作用的几个实例。
　　第一个实例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
　　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改革以后，长期是依照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放权让利”、“调动积极因素”的方针进行的。在这一方针指导下的“行政性分权”的做法，由于造成了1958年的经济大混乱而不得不在60年代初期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时候暂时停止。1970年又一次大规模下放。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始终没能走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而且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没有完全抛弃用“行政性分权”调动地方政府增产增收的积极性的想法和做法。例如1980年推行过“财政分灶吃饭”，1988年推行过“财政大包干”、“外汇大包干”和“信贷额度切块包干”等行政性分权的做法。这些做法一方面可以使民营企业利用地区之间的竞争缝隙作为自己生存和成长的空间，另一方面却导致了市场割据、保护主义等至今仍然危害市场统一性的消极后果。只是到了80年代后期，改革经济学的主流有了比较多的现代经济学知识，以新的分析工具去剖析在计划体制下放权让利的局限性的消极影响，才对从“行政性分权”转向“市场性分权”(又称“经济性分权”)、建设国内统一市场(Integrated Market)、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必要性有了较为透彻的认识，从而推进了全面的市场化改革。
　　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民家庭农场、城镇私营工商业等J．科尔奈所说的“从下而上地成长起来的私有部门”已经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约1／3的比重，如何为这一部门的进一步成长创造有利的市场条件，就成为一件关系中国改革成败的大问题。如果继续坚持1982年中共十二大确定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目标，私有部门只能作为国有部门的“补充”而存在，全面建设私有部门发展的市场条件的任务就根本不可能提出。经济学家的工作对于把改革的目标重新确定为市场经济，从而把为私有部门的发展创造条件纳入改革的行动纲领，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如同大家所知道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批研究人员的集体研究成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对于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商品经济”的目标一经确立，建立私有部门发展不可或缺的商品、资金、劳动力、技术等市场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改革题中应有之义。
　　至于经济学研究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市场经济目标中所起的作用，就更是人们所熟知的了。
　　第二个实例是稳定宏观经济方针的确定。
　　在正确确定转型期宏观经济政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的，是1984～1985年期间进行的“通货膨胀是否有益”的大讨论。1985年9月2～7日由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召开的“宏观经济改革国际讨论会”(又称“巴山轮会议”)则对这场讨论做出了总结，并且使中国高层政府官员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框架、宏观政策目标及其实现途径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同时，通过与会学者对中国学者刘国光、赵人伟论文的深入讨论，特别是美国学者J．托宾对当时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精湛分析，会议对中国当时的通货膨胀形势和应当采取的治理措施形成了共识。这对1985年10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正确地规定转型时期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第三个实例是1994年推出的包括财税、银行、外汇管理体制在内的“宏观经济改革”。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议》是一幅在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极好设计蓝图，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根据这一设计在1994年配套推出的宏观经济改革也是人们公认的我国改革中的一次最成功的尝试。它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除执行方面的因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有非常扎实的理论准备。这种理论准备是在中外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做出的。在1991～1993年期间，我国有大批经济学家针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就以宏观经济改革的设计而言，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以“巴山轮会议”为开端的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把握外，对于财政、税收、银行、外汇管理和社会保障体系等都就各国政策选择的历史经验和理论经济学的最新成果进行了长达数年的专题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征询过国际知名专家马斯格雷夫(Richard Musgrave)、麦金农(Ronald Mckinnon)、拉迪(Nicholas Lardy)等的意见。对于初步形成的方案，又在1993年6月由国家体改委和世界银行共同组织、有国际知名专家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斯特恩(Nicholas Stern)、李国鼎(K．T．Li)、刘遵义(Lawrence Lau)和多名中国政府官员参加的“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国际研讨会”(“大连会议”)上做了反复的论证。改革的成功是与这种理论上的周密准备分不开的。
　　第四个实例是有关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中国改革的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从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国营企业改革的问题以后，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沿着“放权让利，调动企业积极性”的路线进行。一直到80年代初期北京大学讲授“西方经济学”的厉以宁教授和两位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青年经济学家吴稼祥、金立佐才提出了引进现代公司制度来改造国有企业的观点。但在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虽然不少人都表示同意在国有企业中采用“股份制”(许多人心目中的“股份制”是保持国有的“国有股份制”)，但对于现代公司制度的性质特征与基本架构并不甚了了。只是在1987年7月由世界银行和国家体改委联合召开的、有管理学大师德鲁克(Peter Orucker)等外国专家和陈清泰、周小川、郭树清等中国专家参加的国有企业改革讨论会(“钓鱼台会议”)上，根据企业理论的最新发展和国际经验对与国企改革有关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弄清了从现代公司的基本治理架构到养老金基金持股的社会意义等有关现代公司制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以后，才逐步形成了公有制的不同实现形式的新观念，并为国企改革走出“放权让利”的误区和进入制度创新的正轨铺平了道路。1994年召开的，有国际知名学者哈特(OliverHart)、米尔格罗姆(PaulMilgrom)、麦金农(RonaldMckinnon)、刘遵义LawrenceLau)、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和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陈清泰、周小川、钱颖一、李剑阁、吴晓灵、谢平等参加的“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京伦会议”)，深入探讨了我国企业改革的多方面问题。虽然要使人们普遍接受它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国有企业应当改组为多元持股的现代公司，这些公司必须确立有效的公司治理，资不抵债的企业应当在债权人的监督下进行重组等)并付诸实践，有些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有些至今尚未实现，但是，这些理论分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实施办法确立了基本方向、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此外，经济学家在参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决策中的作用也是很好的例证。目前，上海市正努力把自己建设成四大中心，即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而上海的这一“多功能城市”和“四大中心”的战略功能定位，正是来源于1984年一次大规模经济调查和学术政策讨论的成果。当时，在老工业基地要“永葆青春，加速老企业技术改造”的指导思想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4年8月，派出以宋平、马洪为首，由30位经济部门负责人和经济专家组成的“振兴改造上海调查组”，对上海以及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进行了1个多月的深入调查研究。与此同时，召开了为期7天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战术大型研讨会。在会上，薛暮桥、宦乡、徐雪寒、杨纪珂、于光远、张宣三、蒋一苇、童大林、吴明瑜、许毅、李宝恒等经济学家对于上海发展的理论和政策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在这些研究和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文件，在1985年初经国务院批转下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