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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金融体制改革

2008年03月03日 19:48 来源于 caijing
我是证监会第一任主席,我们第一届的任务就是开荒、修路、辅轨道,把这些事情做起来,任务就算完成了

让银行“嫌贫爱富”
       我是从吉林大学去苏联的。当时学校准备培养我当老师。到苏联以后,我先在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念研究生,后来写论文时选择了货币与银行问题,导师是莫斯科财政学院的教授,最后由莫斯科财政学院授予我副博士学位。1959年毕业回国后,人民银行看到我对货币银行方面有些专业基础,决定留我工作。我在苏联就喜欢搞研究,也发表过一些文章。到人民银行以后,就一面工作一面搞研究,白天上班,晚上写作。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曾经发表了一些研究性文章,出版了两本书。
       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在总行办公厅作“大秀才”,组织写文件、搞研究,研究题目主要根据工作需要来确定。文化大革命对银行系统破坏极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主要工作首先是拨乱反正,让银行从财政中分离出来,恢复正常工作秩序和规章制度。虽然1978年也曾提出过银行怎么面向新的经济生活的问题,但在1978年前后,金融领域工作的主体内容还是拨乱反正。许多老同志都建议我写本书,总结一下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我在他们的帮助下写了《社会主义货币银行问题》,总结从老区根据地到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拨乱反正,整个新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过程和经验教训。
       1979年以后,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我也转入对改革的研究。当时的金融改革首先做了一件事,就是恢复农业银行。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发展农业放在战略位置上之后,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经过考察国外经验和研究国内情况,都意识到发展农业需要大量资金,因此强烈要求恢复专门为农业服务的银行。恢复农业银行的文件是由我组织起草的。当时有些不同意见,大家最主要的担心,就是农业银行解放以后曾“三起三落”,这次会不会又落下去?中国过去的历史就是这样,强调发展农业的时候,就要求恢复农业银行;但因为农村的商品经济不发达,业务量有限,农业银行和人民银行业务边界模糊、机构重叠,所以,强调精简机构的时候,就把农业银行撤销了。因此,这次人们就它这回能活几岁?甚至提出,是否有必要重新成立这个银行?
       国务院还是决定成立农业银行。农行1979年3月正式成立,我调任副行长兼办公厅主任。新成立的农行面对着农村形势天翻地覆的变化。随着农村改革的进展,人民公社改成乡,农村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家庭经济为主体的农村经济开始建立,需要形成商品市场,资金量大大增加。在商品经济发展基础上,银行就比较好办了。
       1980年,农行在苏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分行长会议,明确提出农业银行要从救济农民改为支持农村的商品生产发展。只有发展农村商品生产,使农民在自给之余可以出售产品,才有农民收入提高和农民福利增加可言,银行也才能活起来。这次会议当时震动很大,我在会上也有个发言。记得广西的行长事后告诉我们,自治区当时正在开财贸会议,一听说这次会的主张,大家就争起来了,有人说银行应该是雪中送炭,不能嫌贫爱富、锦上添花;又有些人认为,老是这样救济,改变不了面貌,整个农村富余不起来,所以,还应当有些商品经济观念。
       这次会议以后,农业银行明确了要转变经营方向,从过去的扶贫救济转变为以支持和发展商品生产为中心,让农村富起来。

版面编辑:运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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