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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忆事】“双轨制”改革的由来

2008年02月29日 22:28 来源于 caijing
这项改革不仅纠正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打破了僵硬的价格管理制度,还带动了计划、物资体制的改革。这是对计划经济制度的重大突破

 



价格问题越来越突出了
  1979年初,我调到国家计委研究室。当时,研究人员总共才四个人,两个人研究生产力,两个人研究生产关系,我和魏礼群是研究生产关系的。
  1979年7月,国务院财经委成立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由张劲夫领导,一开始实际参与这项工作的是国家计委综合司处长柳随年和我。我们两个人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们写出初稿后,由张劲夫主持又开了一系列座谈会。1979年12月3日形成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1980年初,就作为文件发了下去。
  在整个起草过程中,张劲夫没有传达上面什么指示,邓小平的没有,陈云的也没有,完全没有框框。此外,我们在做的过程中,也没有感到什么来自“左”的方面的压力。当时,我们的设想主要想取得一点突破。过去,历次经济调整总是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兜圈子,在行政管理办法上动脑筋,而我们设想要在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上动脑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扩大企业自主权、在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后,随即出现了新的问题。价格问题就变得越来越突出了。价格不合理集中表现在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价格低,加工工业品价格高,造成的结果是,基础工业越来越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
  1984年,我在国家体改委宏观规划组任处长。国务院开了很多次会议,讨论价格改革问题。小调解决不了问题,大调经济承受不了。煤炭价格调一点点,电力就要涨价,铁路运输要涨价,企业成本上升,可销售价不让调整,怎么办?后来想了一个办法:调价以后,谁利润增加了,国家收回来;谁吃亏了,国家再补贴。最后什么结果呢?拿到好处的,国家收不回来;亏损的,国家必须补贴。做了多少方案都行不通。

莫干山上激辩“调”“放”
  这年的3月,由《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等单位发起,准备在秋天召开一次中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会议筹备工作由张钢等人负责,代表人选按论文水平确定。从1300篇论文中确定了会议代表124人。张钢找王岐山商量,王岐山说:“徐景安了解情况,找他参加。”张钢找到我,我觉得,这是好事啊!
  临开会了,国家体改委和经济研究中心都不同意我们去。这个会不是国家有关部门召集的,参加有风险。当时,温元凯组织召开了所谓改革者大会,受到中央批评:参加这个会就是改革者,不参加这个会就不是改革者?领导们是出于好心,让我们别参加这个会。可是,我担任了整个会议的策划工作,讨论题目是我定的,怎么能半路撂挑子呢?在那种情况下,我是冒着被撤职的危险去参加会的。
  1984年9月,这个会是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所以民间称其为“莫干山会议”。会议分成七个组,第一组就是价格组。我一直在这个组,田源是价格中心出来的,主张“调”;张维迎是按论文选来的,则主张“放”。他举了一个例子:温度计中的水银柱,气温高了,水银上去了;气温低了,水银就下来。价格就是要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自动地升降。调价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水银柱,而是铁柱子,要降价就得锯;要加价就得接。他讲的是市场经济的ABC,但在当时具有革命性意义。我们过去都是“调”的概念,没有“放”的概念。但价格能全放开吗?华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他提出“先改后调,改中有调”的思路,在会上代表第三种思路参加了讨论,而且还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会后还参加了向张劲夫同志的汇报。何家成、高粱和张少杰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蒋跃等人,也积极参与了会上的讨论。当时,真可谓吵得热火朝天。
  会后,我根据会上的讨论,撰写了一份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报告提出,能源、原材料调价之所以不易解决,是由于国家计划供应和统一分配的能源、原材料比重仍很大,煤炭占50%、钢材占7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原材料价格,势必冲击整个国民经济。如果逐步缩小计划供应物资的范围,把统配煤、钢材的比重缩小到30%左右,再调整这部分物资的价格就容易决策了。
  那么,怎么缩小计划供应物资的范围呢?具体办法是先选择供求平衡或供过于求的一般机械、轻工、纺织产品,取消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或市场调节;放开其价格,实行浮动价或议价;同时取消平价供应的煤、钢材。随着一个个行业的逐步放开,统配煤、钢材的比重就会缩小,供应钢铁厂的统配煤的比重也随之减少。这时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原材料价格,就不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很大冲击。
  报告接着提出,在缩小统配物资比重的同时,要建立、扩大、疏通物资市场。
  报告最后说:这种“先放后调,以放促调”的办法好处有三个:一是把价格改革这个十分复杂、难以决策的大系统,分解为一个个行业、一类类产品的小系统,改起来容易预测、决断和施行。二是利用指令性计划外的浮动价、议价创造的市场机制,促进计划价格的改革。这不仅调整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又改革了僵化的价格管理体制。三是把计划、物资、价格统起来配套改革,既缩小了指令性计划,又搞活了物资购销,还改造了价格体系,为企业放活、简政放权、政企分开创造了条件。随着这些“老大难”问题的解决和突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就能出现新的局面。
  这份报告写出来后,我兴奋不已,在杭州西湖边散步时对张钢他们说:“‘金苹果’已经长出来了!”果然,报告送上去,由于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很快得到国务院领导的批复,成为我国价格改革的指导方针。9月20日,张劲夫就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10月10日,国务院领导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震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的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及粮棉油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实质上都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
  但是,这份报告并没有提“双轨制”,只提了“放调结合”,而放调结合的结果形成一种产品两种价格的双轨制。后来人们就把这项改革称为价格双轨制改革。说起来,“价格双轨制”这个词,首见于张维迎的一篇文章。在莫干山会议前的1984年4月,他就写了论述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文章,刊印在1984年6月内部出版的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能源组编的《专家建议(3)》当中。其中明确提到:“价格体系改革的具体办法,可以参照农副产品价格改革的办法,实行双轨制价格,旧价格用旧办法管理,新价格用新办法管理,最后建立全新的替代价格制度。”但怎么实行双轨制,他提出,“对原牌价与市场议价相差过大的产品可以实行分阶段放,或先调后放。”我写的主报告,则是“先将供求基本平衡的机械、轻工、纺织的价格放开”。
  不过,在莫干山会上争论最激烈的还是“调”与“放”,而不是“双轨制”与“单轨制”。因此,在会上,我对“双轨制”这个概念毫无印象,在起草《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的报告中,也根本没有提“双轨制”。倒是华生在这个报告的附件中,使用过这个词汇。国务院领导批的也不是双轨制,而是“先放后调,以放为主”的思路。因为这项改革的结果,形成了一种物资两种价格的现象,所以,“双轨制”这个词也就不胫而走了。

版面编辑:运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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