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充亵渎法庭事件漫议

　　新年伊始，一则谁在亵渎法庭的新闻和相关的评论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2008年1月3日，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一起案件，在庭审过程中，审判长坐在审判台上接打手机，另一名女法官身着红色便装也在打手机，书记员一是便装、二是左手夹着烟在记录。法官和书记员如此在法庭上履行职责，被人拍照，后在媒体上发表。
　　多数意见是批评这些公职人员竟然如此亵渎法庭、亵渎法律；另一种批评是“亵渎法庭的，除了法官还有曝光者。”——这些法官固然该批评，“但新闻记者在法庭上的偷拍，是否也欠妥当呢？亵渎法庭的又何止是法官？”“用不合法的手段批评和揭露另一种不合法的行为，这一事件本身确实值得反思。”
　　联系到某些法官关于设立“藐视法庭罪”的主张，可以发现，片面地讨论能否以违反《法庭规则》的方式监督司法活动不足以说明事理。
　　第一类批评或者主流性意见所蕴含的推理结构是：法庭本应是实现正义的神圣场所，法官和书记员应当模范带头地遵守法律、尊重法庭。如果公职人员亵渎法庭和法律，那么即使按照法庭规则不能擅自录音录像和拍照，公众为了捍卫法律和法庭的尊严也可以“善意地”违反法庭规则，拍照、录音以实现公众对司法机关的监督。以“小错”实现更神圣的价值，或者违反法庭规则这些相对低位阶规则而维护人权、宪法权利等高位阶价值、权利是必要的。“人们尊重的只是称得上法庭的地方、称得上法官的人。”法律、法庭、法官，不仅必须具有相应的形式性要素，也必须符合某种价值、伦理，具有相应的内容或实质要素，是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统一，缺一不可。这是一种自然法理论下的命题。
　　第二类批评意见所蕴含的推理结构主要是：一个民主的、理性的社会中，对于法律、法庭、法官的尊重，是根本性的、高位阶的公民义务；不论法律是否合乎正义、法庭是否真正实现正义的场所、法官是否尊重法律，公民都有义务尊重和服从。如果赋予个人判断、甄别规则制度是否合乎正义、法庭和法官是否具备应有品质的权利，而且允许其不服从、不尊重其主观认为的、个体化判断的“恶法”，那么这种安排不仅是不合理、不正义的，而且是不科学、很危险的，因为价值判断是个性化的、差异大的。因此，只要具备国家制定等形式因素，就是必须服从的法律；只要是有法庭标志的地方或场所，就是必须尊重的法庭；具有法官身份的人就是法官，必须得到相应的服从或尊重。对其实然性的价值、品质的甄别机制，不能是个体化的。——这些意见，具有传统的法律实证主义的意蕴。
　　。在中国建设现代国家、向现代民族转型、个人向现代公民转化的背景和语境下，在如何建设政治文明的层面，有必要进行更有一般性的讨论和解决。法律的政治道德，具有法庭标志的场所、法官身份的个人和群体的道德，具有前提性、先导性、决定性的意义，在逻辑上必须“在先解决”；公众对法律、法庭和法官的服从与尊重，在逻辑上只能“在后解决”。二者在时间上，可以处于同一个过程，但是在逻辑上具有先后、因果的差别。
　　如果要对“用不合法的手段批评和揭露另一种不合法的行为，这一事件本身确实值得反思”之类的问题作出具体的回答，可以把问题剥离、解析为几个具体问题，先分别回答再作综合：（1）行为的主体及其社会影响力，需要区别分析。法官作为特殊群体，其亵渎法律、法庭的行为远比记者和其他公民的类似行为危害更大；后者行为的不法不当及社会危害性，可以被前者行为所吸纳。二者行为社会危害性，不仅具有量的差别，而且具有质的差异。后者是衍生性的、脆弱性的、可忽略的恶，而前者是原生性的、稳固性的、根本性的、不能容忍的恶。（2）法律、法庭和法官的权威，不仅需要在权力、强制力层面加以确立，更需要在道德、心理、文化层面加以考量、反省和革新。政治与法律的“合法性”（legitimacy）、正当性的在先确立，是其权威的真正基础。（3）权利体系和法律制度体系的合理位阶，必须清晰地确立。《法庭规则》之类的相对低位阶规则制度和其中蕴含的法院、法官的权力或权利，须受人权、宪法性权利等更高权利的约束。法庭、法官的神圣性，源于其对这些高位阶权利的承认和尊重。（4）在公众的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方面的权利相对脆弱、技术难以成熟的时代，在一般条件下，需要允许公民在手段、技术方面采取“必要的恶”、“适度的过错”，是合理、正当的选择。但是，需要对手段进行必要的约束，警惕其对目的的异化、对变迁变革中的社会产生颠覆。
　　南充亵渎法庭事件作为一个个案，也许已经落幕了，但其背后问题的讨论也许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