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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在“仰德大道”上

□龙应台
2007年05月31日 18:37
懒懒的星期天下午,挚友YP来电话,说“没什么事情只是问候一下”,但是三句话以后她那头就开始叹气,沉重地说,“台湾这样下去怎么办?”
1
   
  身为一个极有影响力的媒体龙头,她知道太多社会的问题;YP的电话,永远是沉重的,所以我平淡地说,“又怎么了?”
  她开始举例说明最新的台湾“沉沦”的种种实证:媒体依附政府、政府收买媒体、政治人物嚣张、知识分子无力、年轻人肤浅而狭隘、高等教育短视而功利、金融制度向富人倾斜、锁国政策使台湾经济边缘化……
  “你看大陆的进步多快,”她忧心忡忡地说,“十年前我们完全瞧不起他们的任何报纸或杂志,你看看他们现在的平面媒体,比台湾的有深度,更有视野;文化版的文章动辄上万字。他们的大学生,比我们的大学生有国际知识,比我们的大学生拼命。他们的政策,比我们的更有魄力和延续性——我们的政客不知道在干什么。”
  谈完她的最新忧虑,接着严肃地问,“你觉得,我们可以做什么?”
  她口中的“我们”,指的真的是她YP和我龙应台。
  我说,“来阳明山泡温泉。现在就去好不好?”
  YP愣了一下,说,“我不要。”然后继续:“你知道过去七年内多少外商离开了台湾吗?”
  我说,“带你去洗温泉好不好?”
  她知道我在闹她,有点哭笑不得地说,“你干吗啊?我跟你说正经的……”
  “亲爱的YP,”我于是一个字一个字认真地说,“一个社会的上升还是沉沦,是有它的‘共业’的。你和我,都一直在做我们能做的,而且已经持续做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不是吗?”
  她不响了好一会儿,然后重重地叹了口气。我说,“我们也只能尽心、尽力而已,大的历史命运不在我们的掌握之内,不是吗?”
  她很不甘心地说:“是啊,是有‘共业’,只是──我还是觉得我们该做点更有效、更积极的事……否则台湾要完蛋了。”
  是个懒懒的星期天,但这真是一通“救亡图存”的电话。

2
  YP和我,都是在台湾被称为“外省第二代”的人。我们的父母,在自己都还是将满或刚满二十岁的“大孩子”的时候,颠沛流离,死去活来,被战争的飓风刮到一个万里外的海岛上,人生从零开始。外省人,因为没有田产遗产可以依靠,没有家族网络可以救难,没有祖荫和社会地位可以壮胆,没有在地的语言和知识可以运转,他们一无所有。一无所有的人,就会把所有的能量孤注一掷,一掷在单一的投资项目:下一代的教育。他们知道,只有教育,能让人突围,突围阶级的、经济的、社会的甚至政治的种种封锁和捆绑。
  于是YP和我都考上了不错的大学,都申请到美国留学,虽然她和我都来自艰困的难民家庭,虽然她和我都是女孩。
  本省的女孩——我们的小学同学们,在传统的文化网络里,很容易就出嫁了,可能嫁给邻村的有远亲关系的“表哥”;中学的同学们,很容易就被送到工厂去作女工了,赚到的钱,可以补贴家用,也可以买来黄金镯子一圈一圈套在手臂上,累积将来的体面嫁妆;大学的同学们,很容易一毕业就去作村子里的中学老师了,然后很快地结婚、生育儿女,被纳入大家族成为那任劳任怨的媳妇。
  而一无所有的我们,因为被抛离了土地,抛离了附着于土地的传统网络,我们遂和男孩子们一样读书,一样考试,一样留学,甚至和男孩子一样被期待去赢得美国的硕士或博士学位──是的,美国,在那个冷战的时代里,我们心目中,外国就是美国,美国就是全球。然后和男孩子一样被期待,得到学位之后,回到自己的土地去报效国家。
  放下YP的电话,我单独驱车前往温泉,一路上回想她的电话,不禁莞尔:这是民国几年了,怎么我们还在“救亡图存”?YP比我“严重”得多——我在努力投入社会改造的同时,还常常自我怀疑:烈士的鲜血一定比甲虫壳上的花彩有价值吗?这种怀疑,使得我对自己的儒家式的努力常发出道家式的嘲讽。YP在社会改革的路上却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在她的人生辞典里,“嘲讽”或者“独善其身”的词汇,根本不列项。

版面编辑:运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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