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乃器致周恩来书

　　毛泽东思想千条（头）万绪，最基本的是这两条

周总理：
　　您好！12月28日给您的信已经收阅了吧！您一定知道我在期待着您的复示呢！本来是想在一月份最冷的日子离开北京南行，现在显然是不成了！
　　我们认为血统论是一个严重的思想教育问题。它不是一次乃至几次党报的社论批判所能消除，也不是一次乃至几次政府禁令所能根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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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检法和文教战线上，就有这么一些“斗士”，他们的“特长”就是能从无辜者的身上找出罪状。
　　原因很可能仍然由于神秘论和成见。
　　我说成见的可怕，还有更多的亲身的体验。这里只举两件有助于行文的例子。
　　1.有一个工厂的军方代表，在对厂内职工讲话时，竟指责我每晨去日坛公园锻炼身体，是企图“东山再起”，搞资本主义复辟。
　　2.有一个军方人员在附近的工厂礼堂对居民讲话，说那些政治有问题的人，如敢乱说乱动，要在战争爆发的前夕给以集体处决。他估计战争是不久便要爆发的。他所指的乱说乱动，当然包括向上反映情况，而且这还是着重点。
　　对自己阶级的背叛是一场最彻底的决裂。它的艰巨性，较之起义将军背叛自己的上司和国际主义者为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背叛自己的祖国，只有过之而无不及。阶级关系好像是千千万万条绳索，从物质到精神、从家庭到社会把一个人层层束缚，不是对于剥削制度深恶痛绝，就绝不可能下决裂的重大决心；而一经决裂，就必然义无返顾。历史一定可以证明背叛地主阶级的人决不会再去当地主，背叛资产阶级的人一定不会再去当资本家。说我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这真是何等荒唐的成见！
　　……1912年4月，辛亥革命爆发后的半年，我刚满15岁，我怀着一个空洞的救国救民的理想，只身远道，从丽水奔赴南京，投入当时的北伐军。结果，理想是完全落空了，但却表达了我的一颗勇往直前的纯洁的童心。1933年开始搞救国会，直到1936年我贴赔了全部的家业，但当时始终没有叫喊过半声。我抗击了国民党要我离开救国会的阴谋，拒绝了银行当局向我提出的带薪赴英留学的优越条件，而一分钟都不犹豫地宁可选择辞掉银行的高级地位的道路。这足以说明，20年的银行舒适生活并没有侵蚀我这颗纯洁的童心。1938年2月由香港走向艰苦危险的安徽抗日前线，在内外敌人的阻挠、威胁下，完成了整顿财政和培养青年的任务，这当然有赖于我这一颗勇往直前的纯洁的童心。1948年在党的召唤下，我毫不留连地舍弃了在香港经营得蒸蒸日上的企业，返回祖国，这是我完全背叛资产阶级开端。在这以后，我又经历了多少的诽谤和阻攘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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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就向他们一再提出：必须提倡毛主席“老老实实”的教导。但这反而成为讥笑我的“学生腔”的实例。当时曾经一度进行“忠诚老实”学习运动，我是倾心的。但不知何故，很短时间内就结束了。我现在却认为毛泽东思想千条（头）万绪，最基本的两条是“老老实实”和“实事求是”。您说对吗？
　　我必须告诉您一件事：关于林副主席指挥斯大林格勒战争的奇谈。这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我是在雄文路三座门的墙报上看到的。我当时只觉得是闻所未闻的怪事，没有想到是捏造。最近重读毛主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和《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才发现斯大林格勒战争期间，林副主席正在重庆。他哪能分身去指挥斯大林格勒战争呢？这才断定是捏造。回忆墙报文章的描述，还有斯大林接见林副主席的情节，可以使人认为这是出于林副主席的自述。文章的要害就在此。这就可以成为对林副主席进行诽谤的根据了！所以我认为您有必要将这事情转告林副主席并进行查究。雄文路三座门的墙报是哪个单位主办的，这是基层单位应该知道的。进一步查文章的写作人，就更容易了。尽管是善意的捏造，总是坏事，必须给以教训。也可能有深远的背景。
　　说完奇谈，再告诉您一个怪论：世界大战周期论。上文所举的第二个例子的那位演讲人，说战争不久便要爆发的根据，就是这种周期论。您想，历史上的世界大战一共只来过两次，有什么规律性可以建立周期论呢？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经过了百十年的摸索，建立了经济危机周期论，也早已被事实冲垮了。根本上，这是把自然现象的规律应用于社会现象的错误，不但错误而且还可能反动。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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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敢于明确说：在专政的名义下掩盖着不利于革命的思想乃至企图。我所根据的事实，除上文例子2所举的集体处决的讲话外，还有过去已经反映给您的公安人员和一部分外调人员对我的恫吓，但更严重的，还有我回忆到的墙报所发表的刘少奇的检查。检查里有一段，大意是：在地富反坏右资六种人还没有杀尽以前该怎么办？杀尽以后对他们的子女又该怎么办？看来似乎已有这种事，或者这样的呼声已经很大，才给了他以口实。凭空讲虚他还是不敢的。这墙报贴在呼家楼浴池东首的空场里，时间在两年多以前。这里办墙报的有好几家，但想来还是查得出的。
　　我的感想是似乎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认为，专政就是要将数以千万计的被专政者宣布为可以让他们任意蹂躏、侮辱乃至屠杀的奴隶、贱民或堕民，或帝国主义眼下的有色人种，而且不许呻吟一声，更不许喊冤叫屈。然后他们才算志满意得地当上新老爷。为要保证他们可以为所欲为，还必须把被专政者隔离开来，免得他们的声音外传、上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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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一种反常的现象，就是被打、被抄家的人都讳言被打、被抄家的事实。这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是怕丢面子的老一套，另一种是有人不许声张。不管是哪一种，我认为都是应该纠正的。被抄家、被打乃是别人犯法，我有什么罪过呢？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第一道通告，不就是严禁打砸抢抄抓吗？这些恶行的违反宪法、法律就不必说了。被害人不积极揭发这种种恶行，反而把它们隐蔽起来，岂不可怪？看来，这主要地还是那些做了坏事的人自己违法背令，才不许被害人声张的。也可以说，这是上文所说的隔离政策的一端吧。虚伪竟成为风气，可见这些人的势力是多么大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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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满74岁了，健康未减，看来还要活一些年。活下去？为着什么呢？只能为着要看见消灭剥削制度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的实现。人总是离不开社会发展的历史和他自身发展的历史所规定的道路的。本来还想写文学领域中和日常生活中的大破定型论的问题，篇幅太长了，只好搁笔。几个月内还想再同您谈谈历史的经验。目下的困难是参考书太缺了。您能在这方面给我支援吗？

此致敬礼

章乃器
1971.3.10



　　章乃器（1897-1977），浙江青田人，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特立独行的爱国民主先驱。
　　他通过刻苦自学，由一名练习生成长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和银行家。但为了实现抗日救亡的主张，不但毁家纾难，还舍弃了银行界的要职。他曾创建了中国近代史上两个著名的民主政团——救国会和民主建国会。为了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又先后离开。
　　他曾受到毛泽东的礼遇，1949年后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粮食部部长，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等职。1957年，章乃器应邀就国家民主和法制建设、阶级关系及个人崇拜等问题提出意见，结果却是因其言而废其人，又因其人而废其言，被划为“极右分子”。但他仍坚持自己的政治观点。1977年5月13日章乃器在北京病逝；1980年“右派”错案平反。遗著有《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章乃器文集》等。
　　作者于1966年8月24日遭红卫兵抄家，并被押至北京吉祥戏院毒打，绝食八昼夜后被“扫地出门”；事后曾撰写《七十自述》，其中记述了这段九死一生的历史。作者在逆境中时时以国家民族的前途为念，在这封致周恩来总理的信中，结合亲身经历，全面阐述了对20世纪50年代至“文革”以来“左”的错误路线的反思和批判。
　　作者秉其直言不讳的一贯风格，对“血统论”、“唯成分论”进行了批判，对国家政治生活的不透明提出批评。这既是一位与党共事多年的老朋友的“学生腔”，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坚持实事求是的风骨。此信原文12000字，择其一部分刊载于此。